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 ,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 ,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 ,两个层面有机结合 ,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浅谈“信”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信”的语义演变、发展过程的追踪,揭示出“信”是一个从观念到规范再到行为和制度这样一个有着内在机理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信”的作用范围、内在要求和体系特征。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论“信”

“信”是主体自我确证和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道德范畴。吸收中外伦理学史中关于“信”德研究的优秀成果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以增强全社会的诚信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翻译“信”度与语义的文化观照

翻译过程中的语义解析不能拘泥于字词之"信",必须观照超语言的文化元素,以实现对"信"度的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搭配层面等都与源语或目的语国家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历史典故、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将这些文化元素纳入语义解析的范畴,才能确保真正"信"于源语的翻译目标的实现。     

翻译“信”度与语义的文化观照

翻译过程中的语义解析不能拘泥于字词之"信",必须观照超语言的文化元素,以实现对"信"度的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搭配层面等都与源语或目的语国家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将这些文化元素纳入语义解析的范畴,才能确保真正"信"于源语的翻译目标的实现。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诚”、“信”及其对道德建设理路的意义

通过梳理诚信的含义及关系,提出其在道德建设理路中的重要意义:第一,信。义务的道德要求建立外在行为规范,为诚信道德提供制度保证;第二,诚。愿望的道德要求加强内在修养和社会激励制度建设。     

《论语》之“信”及其当代启示

在孔子构建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信"是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论语>之"信"在封建社会中对促进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认真解读和探究其涵义及特点,批判地继承和汲取"信"德的核心精神,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论语》之"信"及其当代启示

在孔子构建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信"是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论语》之"信"在封建社会中对促进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认真解读和探究其涵义及特点,批判地继承和汲取"信"德的核心精神,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关于翻译标准“信”的一些思考

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主要表现为译文在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层面尽可能与原文接近。在译者身上则表现为源语和的语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统一。因此,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以保证译文忠实于原文,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译文的传神达意     

朱熹论"信"

“信”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朱熹在探讨“信”、“诚”、“忠”的基础上,分析了“信”的内涵,论述了信在为人、交友、治国等方面的价值,并指出通过“体信”、“言行相顾”等途径达于“信”,实现对“天之道”真实无妄的追求。     

略论明清小说中的民间俗信与伦理精神

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民间俗信形式种类繁多,寄寓了小说人物及作者的生活理想。俗信形式传播了礼教,礼教内容使俗信形式得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其形式、内容及传达的伦理精神都值得我们重视。     

荀子“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的"信"伦理思想是在战国语境下的产物,"人性恶"是其哲学基础,"群"是其基本支点。荀子认为"信"应该包括治国、社会和个人修身三个方面。但作为封建社会倡导的主要德性之一,"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之处。在现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诚信建设迫在眉睫。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从荀子"信"思想中借鉴积极成分,另一方面自觉突破其局限部分,使诚信成为人们内化的道德规范。     

翻译中“信”与“各有千秋”之我见

自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百余年来，此三原则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然而，“信、达、雅”自提出之日起，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三者是相提并论，还是以“信”为主，亦或根据翻译内容定主次，对此很多翻译工作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阐述了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是前提概念，是忠实于原文所具有的一切语言信息。所谓的译文的“各有千秋”，应当指译文的风格，而不应指译文本身。     

吉登斯“反思性”思想的运行逻辑

"反思性"是吉登斯众多学术著作中极为重要且极为核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理论中;其二是现代性的反思性,主要强调把关于社会实践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反过来应用于基于这些知识和信息而衍生的实践,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社会实践的特征,并由此使得知识成为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反思性"思想所包含的两个层面都特别强调知识在人的行为建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反思性"思想的第一个层面侧重实践理性对人的指导作用;第二个层面则凸显了理论理性在现代性中的指导作用。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的,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哲学理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自由人性的建构问题;其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第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否定了经济社会的异化现象,倡导个体的人格自由,从而把自由看做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市民社会的形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外环境和内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场与制度的深刻变革相联系的伟大历史运动。所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