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在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两个层面有机结合，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浅谈“信”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信”的语义演变、发展过程的追踪,揭示出“信”是一个从观念到规范再到行为和制度这样一个有着内在机理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信”的作用范围、内在要求和体系特征。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翻译“信”度与语义的文化观照

翻译过程中的语义解析不能拘泥于字词之"信",必须观照超语言的文化元素,以实现对"信"度的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搭配层面等都与源语或目的语国家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历史典故、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将这些文化元素纳入语义解析的范畴,才能确保真正"信"于源语的翻译目标的实现。     

翻译“信”度与语义的文化观照

翻译过程中的语义解析不能拘泥于字词之"信",必须观照超语言的文化元素,以实现对"信"度的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搭配层面等都与源语或目的语国家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将这些文化元素纳入语义解析的范畴,才能确保真正"信"于源语的翻译目标的实现。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论“信”

“信”是主体自我确证和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道德范畴。吸收中外伦理学史中关于“信”德研究的优秀成果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以增强全社会的诚信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诚”、“信”及其对道德建设理路的意义

通过梳理诚信的含义及关系,提出其在道德建设理路中的重要意义:第一,信。义务的道德要求建立外在行为规范,为诚信道德提供制度保证;第二,诚。愿望的道德要求加强内在修养和社会激励制度建设。     

《论语》之"信"及其当代启示

在孔子构建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信"是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论语》之"信"在封建社会中对促进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认真解读和探究其涵义及特点,批判地继承和汲取"信"德的核心精神,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审美信仰建构的双重价值追求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意图在宗教精神阙如而儒家礼乐法度业已崩解的现代中国文化场域中,以美育为手段实施一种信仰重建方案。美育所含之审美精神的特殊性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信仰建构逻辑包含了某种双重性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信仰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两组二元对立之中,这也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信仰重建过程中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心境。     

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

文章力求从“现代性”文化的批判的视角,揭示现代信仰危机的认识根源和经济文化根源,进而辨释知识信念与价值信仰、现实与理想、宗教与信仰本身的内在关联,分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缺失和精神衰弱现象,以期给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紧张和信仰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社会诚信体系框架的构建

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根本,企业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只有切实抓好这三个方面的建设,才能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搭建好稳固的框架.     

“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及其实现价值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出的道德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仍可借鉴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文章立足于用当代语境给予其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并对“仁义礼智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做了新的阐述。     

信仰结构体系探究——兼论“信仰缺失”的原因

信仰来源于对人生境遇、社会矛盾的哲学思考,并最终形成一种理想期待。信仰有着多种类型。宗教可以成为信仰,但信仰绝不仅仅表现为宗教。外在的社会团体信仰可以为个人信仰引路,但能不能内化为个人信仰,还需要信仰者自身的学习和体验。信仰作为一个体系,离不开三个基本成分:第一,终极目标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要追求这个目标;第三,当下该怎么做。当下该怎么办包含:信仰与道德的紧密联系;群体性的信仰者通常会建立相应的组织;道德和组织对信仰者利益的维护。坚守信仰的动力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坚守信念的考验在于信仰者能否抵御实践信仰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     

信仰与理性--信仰导向理性衍生出未来

信仰与理性的张力在现代社会尖锐地对立了,人类试图让它们重归于好,两者在许多地方最终断裂,并成为毫无关联的并置了。对信仰真理的理性阐明,在现代社会更具尖锐迫切性。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差异仍保留着必然的联系,信仰显然是指向那一末世论的未来之完美的对比,未来和完美理性也有所期待。信仰指向这一未来,构成一个整体,从而将每一个体引入到它完善的本质中。因为这一未来不是外在于理性的,其源泉在于理性,理性总是暗含的源泉,信仰不可能对立于理性。     

浅议不动产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牺牲财产静的安全保障市场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本文从我国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了初步探讨。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道德导向、价值导向和实践理性特征,为当代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精神动力和社会推动力量。当代社会诚信建设要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着手,把握三个基本的伦理向度:培育诚信理念体系;构建诚信规范体系;塑造诚信主体人格。     

信仰形成与信仰教育的合理化

信仰问题是当代社会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信仰的形成包括社会历史过程和个体实现过程。迄今为止的信仰表现为原始信仰、宗教信仰、理性信仰、科学信仰的历史演化趋势。信仰的个体发生总体上经历符号模仿阶段、模糊懵懂阶段、自我觉醒阶段、自觉确证阶段、调整完善阶段。当代中国的信仰教育应基于信仰发展的历史趋势,把握人们的实际信仰状况,将教育融入个体信仰的形成过程,采取情理交融的教育策略。     

政治诚信伦理初探

政治诚信包括理论诚信、目标诚信、制度诚信和组织诚信。其作用表现为文明的执政理念必须以政治诚信为先导,文明的政治制度必须以政治诚信为灵魂,文明的政治秩序必须以政治诚信为保障。政治诚信是政治稳定的伦理支点,具体表现为政府信用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政府诚信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度,政府诚信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府诚信影响政府内部内聚力。同时,政治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元素,表现为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因子,对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政府在履行治理诚信缺失的主导作用时,必须从自身做起,加强诚信建设并以此来推动和谐社会诚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