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美育概念考察

对近现代以来产生的五十余种“美育”这一学科概念界定的搜集、整理、剖析 ,可以将之分为八大类 :美育是德育的辅助手段 ;是美学知识的教育 ;是艺术教育 ;是情感教育 ;是美感教育 ;是培养审美能力的教育 ;是“全面育人”的教育 ;是教育的一种境界等。这八类概念界定均从不同视角对“美育”进行了阐释 ,反映了学界对“美育”这一特殊的教育学科本质的认识历程     

"意象美学"的现代形态——论叶朗的美学本体论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范畴,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审美创造和鉴赏的基本思维模式。以“意象”为本体的美学思想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现代形态的“意象美学”建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当代的重要价值显现,也是叶朗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中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更是叶朗在长期的美学思运中对美学本体论的一种中国式的读解。叶朗以其独特的美学之思,尤其是他那独树一帜的极富民族性更具时代意义的“意象”论美学,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和肯定。     

当代社会认识中的审美追求

社会认识中的审美追求根源于马克思的在社会实践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重要思想。当代社会认识的审美追求体现在三个层面:日常的社会心理、阐释的社会理论、决策的社会规划。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美的眼光来感受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审美设计、管理美学、社会发展美学等新兴学科对日常生活审美加以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和谐社会成为新的社会规划的审美理念。研究当代社会认识中的审美认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审美之"无":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本无论"精神

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无”是一个涵义深广的概念。庄、禅美学具有极强的“本无论”色彩,它立足于对人生困境的超验性和本元性反思与解脱,并演绎到艺术之中,成为艺术境界和艺术创构的审美法则。“无”的艺术传达同时也表明,中国美学的“本无论”和“存有论”是辩证统一的。有人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无意识”概念解释庄、禅之“无”影响下的“无意于佳乃佳”的审美法则,是对中国美学“本无论”精神的误读。     

设计审美教育：意义与方法

设计审美教育是审美教育的特殊形式,在当代“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的社会中具有典型及普遍的意义。设计审美教育开启受教育者从日常生活出发的人格发展与审美自觉。设计审美教育方法是超越与回归的双向互动。     

现代审美中的乡土美术简

乡土美术的价值意义不仅是民俗学上的,也不仅是视觉形态上的,它还在于隐含其间的非物质性创造原理、文化属性辩识和现代审美的取用.文化遗产价值存在不能替代现代性文化发展方式的进步意义,实现现代多向性文化发展方式,就需要认清我们自身文化传承方式的单向性本质,这才有可能借用现代性文化发展方式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在现代审美和国际语境下实现全球传播和覆盖.     

美学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独特的美学学科,近年引起了学术界特别的关注。根据赛义德关于西方现代性理论引入东方国家时的"理论旅行"的四个步骤理论,自王国维从日文转移aesthetica为"美学"开始的百年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出现,有文化传统和文化接受的必然原因。     

论审美启蒙理论的学理基础

审美启蒙理论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负有时代特点的新话题。作为现代审美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等理论,为审美启蒙理论提供了其哲学基础,美学基础及方法论。     

再论“以美育代宗教”——兼与李丕显、赵惠霞先生商榷

“以美育代宗教”论于理有诸多未通处。人类精神需求与活动之丰富性、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结构、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仍有其生存之理由 ,审美与宗教各自独特的文化功能不能相互代替。“以美育代宗教”论在中国无传统与现实文化基础。人文学科内部亟需相互交流。     

审美形式：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

文学本性认识的核心在“关系”,这种“关系”的初始内涵需要回到现代起始理论“表现说”下的“审美形式”思想中去考察。审美形式创造并非作家心灵的纯然表现,而体现为一种“反思性直觉”的创造方式,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审美在性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主体性”、“关系性”、“话语性”构成了审美形式认识的三个层次,而“关系性”既是审美形式的主体性和话语性中介,也是审美形式认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