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亦然,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由现代性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19、20世纪之交或20世纪之初.     

论儒家价值的当代意义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时期。现代性开启于西方,有着物质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趋向。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人文主义,是我们克服市场经济引发的现代道德问题有价值的传统资源。同时,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追求,儒家人文主义同样也是重要的价值资源。     

理论与阐释:审美现代性研究三题

在当代语境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然而,审美现代性研究有其阐释的一些基本前提需要确立:第一,从时间、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审美价值与审美功能三个维度来考察,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可以表述为"现时性"、"审美创新性"和"审美反思性";第二,在西方话语与中国言说"双重视阈"的观照中,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有其复杂情形,但新型的现实关系和审美关系铸就了其内容、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题材体裁与艺术表现以及批判性审美精神等多方面的"历史具体性";第三,借助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图式,我们可以获得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多重"表现层面".     

科学与隐喻的复调———论中国吸收西方艺术理论话语的两种方法及其启示

现代中国艺术理论从属于现代中国理论/思维的总体,是在反思中国现代性实践的过程中展开的。现代中国思维/理论与现代性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在现代中国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之中。这种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吸收西方艺术理论话语。生发于西方社会实践中的艺术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现代中国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在其建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科学的和隐喻的这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这两种建构方式的实质都是恢复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感,都是探索理论介入社会现实的可能性。通过对这两种介入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介入就是促进艺术实践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便促进人心的改善和道德的提升,并最终实现理性的目的。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辩证的现代性与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分为辩护性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因为现代性本身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重性。现代性为人类提供了文明成就,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是在现代性境域中得以可能的,现代性是我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条件。我国与现代性是批判地相遇的,并且与现代性始终处于批判关系中。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现代性问题范畴。我们应当以作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功能,促成对现代性的世界历史性批判,把我国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传统的承续与现代性的培育——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阐释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其现代转换,具备现代性,成为现代人的养素.然而,西方在其现代性的获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具理性强化,价值理性弱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又使冯友兰深感不安.因而在他建构“新理学”的过程中就特别注重在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发挥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文精神,并力图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主体地位的确立、知识理性的运用、自由思想的发展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取得现代成功的关键,冯友兰将它们与传统儒家注重人文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使其既收西方现代之功,又获儒家生命安顿之效,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出于传统和西方,又高于传统和西方,达到一个理想的生命安顿状态.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走出现代性的恐惧——对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批评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实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矛盾和价值冲突.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困扰着我们.西方现代进程在不断深化,而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才伊始.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以及西方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将对中国现代性的继续深入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因此,我们要正视中西现代性,在正确的批判中,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中国文艺境界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现代裂变

传统与现代在 20世纪中国有着持续百年的长期冲突,20世纪文艺境界论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冲突,可以作为反思百年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治心以有内心”是中国古代文艺境界论传统的“传统性”,它所体现的是“以心体天地之心”、“赞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西方现代性在线性时间观主导下,凭借科学技术力量控制自然而打破了自然节奏;同时,资本逻辑成为整个生活的支配性逻辑,其力量渗透到世界各地区。面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艺境界论传统发生了现代裂变,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经历了一个“蜕变”、“断裂”与“复归”的过程。     

近代文化变革与中国小说理论的兴起

中国小说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论关于小说的文化定位和文体定位 ,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 ,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 ,小说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正是在近代文化的变革中 ,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变革的需要、新型知识体系的出现、外来文学观念的启示等多方面的原因 ,促成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转型 ,并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梁启超文论创构与当代文论建设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论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的文论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梯,涉及了一些重要的现代理论命题,对中国文论现代范式的创构有重要的贡献。梁氏文论的精神内核与方法特色在当代文论建设中仍值得我们省思。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指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现代性”则指它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清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以为西方文论都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对“西方”的理解也过于狭隘。“中西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式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将原本庞大、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要在中、西、南亚3个传统之间进行。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古代文论,只能不断地学习它、使用它。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把纯粹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     

弗洛伊德主义在当代中国

弗洛伊德主义是 2 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学说之一。它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领域与创作领域中的境遇几乎完全相反 ,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本文旨在提出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亟待修正和完善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发生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 ,而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本来就是主体间性的。在 80年代确立了主体性后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应当开始主体间性的拓展。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突破了认识论的局限 ,不是把文学活动看作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 ,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在 ,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 ,是对自我与他人的认同 ,因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体验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