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

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贫贱富贵,男女老少,人人必需。自秦蜀守李冰识脉穿井,封建政府就控制,垄断井盐,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汉在产盐之地设盐官;蜀汉设盐府校尉;唐设三川盐铁转运使,山南西道巡院官,剑南西道巡院官,剑南东道巡院官,并于云安(今云阳)、大昌(今奉节)、永安(奉节)等地设监官;北宋设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南宋设四川总领财赋和四路转运使,并于产盐较多之地设置监官,管理盐政。兹为井盐与宋代四川政治经济一文、以探索井盐在宋代四川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妥之处乞于指正。     

四川井盐的开发与秦汉法家路线

四川井盐的历史是源远流民的。秦统一巴蜀后,李冰就开始组织川西人民开凿盐并,到西汉时四川的煮盐业已弛名全国,成为当时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四川发掘出土的“盐井”画像砖,艺术地概括了这个历史成就。历史事实证明,四川井盐的开发是古代四川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新兴封建制战胜腐朽奴隶制的成果,是秦汉法家路线的胜利。     

民国时期盐亭县井盐的生产及运销中的利益博弈

盐亭县产盐有千年的悠久历史，驰名川北一带,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川北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立足于研 究者鲜少涉及的盐亭县井盐的产销状况，意在还原民国时期井盐繁杂的生产技艺与运销形式，同时借助馆藏民国档案与相关 文献资料，呈现井盐产销中的利益博弈，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延伸至盐亭县井盐产销的地方性特质。     

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

四川井盐,自秦开始,世代相承,盛衰不常,在唐颇兴,于宋益盛。宋代四川井盐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就必须弄清宋代四川井盐的产量。本文试就宋代四川盐产量作些分析,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内蒙古化学史研究V．盐湖的开采与利用

食盐（ＮａＣｌ）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内蒙古地区盐湖众多，湖盐储量大，含盐率高。本文阐述内蒙古地区盐湖的分布概况，探索盐湖最早开采、利用的年代以及盐湖的生产方法问题。文献资料表明，内蒙古地区的盐湖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１１９年前即已开采利用。内蒙古地区湖盐的矿床形态不同于其它盐矿（如海盐、井盐等），其卤水多已饱和，多数盐湖中盐已结晶析出，所以旧时采盐主要靠晒、捞、耙、搂，人工生产。     

传统技术与地域社会的相互建构:对自贡井盐社区的技术社会学研究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技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但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技术与社会互动论都存在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解读,难以避免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困境。通过对自贡井盐社区的研究得出,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互构共生关系,且这种关系蕴涵于整体的地方性井盐实践之中。这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实践逻辑,无疑为消解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启发性思路。     

论人天观念的历史变迁

人天观念即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历来都是中外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大体经历了人类受制于自然力量、人类主宰自然、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同时也尝到了过度开发自然带来的恶果 ,因此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是当代哲学的紧迫任务     

传统保健体育对健康开发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于既跨入宇宙航行的新世纪,又深入到微观世界的新阶段,人类在认识与利用大自然的征途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硕果。从当前形势说,从几十年的冷战、大战走向缓和。过去几百年内,自然开发、国与国、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对抗占去了人类的主要精力。可现在,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根本不一样了,人对资源开发,人的认识已发展到很高位置,人类关注对外开展的同时很注重人类自身的开发。人类自身开发意味着精神上、智力、体能、道德、修养上达到平衡,这就使人对健康开发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健康,过去指的是没有病,但在走向未来世纪,健康意味着人的身体和精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图书的治疗作用

人所共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几千年来,它在保存和传播人类的知识财富、开发人类智力、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和人类其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一样,书籍在人类生活中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图书的治疗作用就是其中的一项。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图书的治疗作用正在被人们所认识、研究和应用开来。 图书的治疗作用,包括用图书治病和养心健身     

四川井盐业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

历史上四川井盐业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经历了四种历史形态 :一是秦代井盐业发生期 ,主要特征是生产分布范围小 ,产量有限 ;二是汉至唐生产力空间扩散阶段 ,产地范围扩大 ,数量增加 ,但技术落后 ,产量低 ,属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三是宋至明代的过渡阶段 ,生产的空间扩展结束 ,产量有所增加 ,但技术进步趋势受到封建盐业制度的扼杀 ,使井盐业停滞不前 ;四是清代生产的大规模集中 ,形成大的生产中心 ,从而带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形成盐业专业化城市。造成井盐业生产力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区域市场开拓 ,人口的增加以及封建政府盐业政策的变更等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论清代内蒙古盐业的变迁

受清代盐业经济政策的制约,虽然清代内蒙古盐区被认为是不＂裨国计＂之地,而被排挤在十一大产盐区之外。但是＂蒙盐＂的生产流通在整个清代社会始终存在着,并于清末正式成为引地。＂蒙盐＂在清代经历了由自产自销到官运官销与商运商销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由清政府的盐业政策变革决定的。另外,内蒙古盐区的自然条件及盐湖分布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蒙古盐业在清代的地位。     

清代三峡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三峡地区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和行政区划环境。因清政府实行不同的销售政策导致了该地区食盐问题的错综复杂，贫困民众为生活用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分析了清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民食盐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关问题，并作出了深刻反思以启迪现实。     

吐蕃在唐蕃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初探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大力推行军事扩张政策,占领区域不断扩大。在强盛时期,吐蕃之所以能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甚至一度处于上风,其军事力量的作用不容忽视。吐蕃决策层和军事指挥官重视战略战术的运用,这是其对唐朝军事行动取胜的关键所在。     

论六朝文章中的藏词法

藏词法是指藏去经典中某较为熟悉的文句中的本词,用该句中的其他词来表达相关之意。大量地使用藏词法,是在魏晋以后。齐梁时期,尤其是梁代,藏词法的使用达到了高峰。相对于南朝,北朝藏词法的使用并没有形成风气。直至北周时期,也没有太多的文章使用藏词法。藏词法主要用于六朝文章中,尤其是六朝骈文中,已成为六朝文章的一个重要修辞手段。六朝文章之所以大量地运用藏词法,并不只是为了单纯地将一些单音节或多音节词变为双音词,而是为了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是一种避陈取新之道,同时也可使行文简洁,从而使文章产生更丰富的蕴含。     

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简述宋代对淮盐生产的政策扶持

淮盐生产在宋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着重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探讨宋代在兴复盐课、大秤斤重、盐本钱、贷款、兴修水利等方面对淮南盐户盐业生产的政策扶持。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简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