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记忆中的雹神信仰与祭祀仪式

冰雹是由强对流天气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气象灾害。冰雹对农业危害尤其大。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以农业生产为生的民众便产生了一种对冰雹的敬畏．人们把下冰雹当成一种神灵所为,认为有一种叫雹神的神灵,于是产生了雹神信仰。相应地各地也产生各种祈求避免或减轻冰雹灾害禳解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坪上镇上峪子村的雹神祭祀情景可是例证。     

心灵之镜里的社会投影——论《聊斋》心理描写的特色

《聊斋》里有一则故事,叫《雹神》,主人公是《封神榜》里所描绘过的冰雹神。他虽然执行任务临动身时“霹雳一声,几案摆簸”,颇令人惊心动魄,然而这位神,却不是铁面无情,只管执法的神,他居然听取同乡人的请求和张天师的建议,把上帝额定数量的冰雹下在沟渠里,而不下在农田里。这表明他是位既不违命,又不背情的心向着农民的“两面人”。《聊斋》中神仙鬼怪各以百计,心理都是人的,这是常理,也算不得《聊斋》的创     

楚国巫觋的凭灵与脱魂现象

一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觋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觋最基本的职能。楚国巫觋是怎样沟通人神,怎样与神灵打交道的呢?目前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巫觋与神灵打交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祭祀是通过向神灵献祭的方式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占卜的神力来源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工     

庄子思想中的无神与守神

在先秦祭祀文化与理性文化跌宕起伏的大潮中,诸子百家以不同的姿态面对神灵。老子和庄子以其强大的主体智慧标举形上之道,以其非凡的自信掌握世界,超越神灵。尤其是庄子,一方面摒弃了异己之神,另一方面又以纯白灵明的境界追求呼吁内心之神,从而历史性地建构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并对后世文论与美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华北地区龙王庙壁画中神灵世界的组织结构

龙王庙对布雨神灵的表述方式,主要可分为雕塑与绘画两大部分。雕塑重在交代布雨神灵,而绘画则着意说明龙王及其辅助神的布雨过程。在民众观念中,龙王只是布雨行为的具体实施者,而决定权则掌握在玉皇大帝或老龙王的手中。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布雨龙王的辅助神也渐渐多了起来。在壁画中,雷公、电母、风伯和雨师等辅助神的布雨功能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对雨水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民主监督意识的逐渐养成。     

浅析古希腊文明中“神”的社会定位

古希腊人敬重神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诸"神"作为各行各业的可敬畏的庇护者无处不在,这表现为纪念神灵的诸多节日庆典、农业耕作中的节庆和航海之前的祭拜仪式,以及遇有战事时注重通过求取神谕等方式征询神意并遵照执行。然而,受古希腊宗教的世俗性和多样性影响,作为古希腊人的庇护者,"神"在被构建过程中,惟有对凡人言行得当,才能得到希腊人认可和敬仰,这种庇护关系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互惠的理念。     

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

纬书中保存了庞大而完善的神系,这一神系由天神、地祇、人神等三大部分构成。天神包括天皇大帝、五帝等众多神灵,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神、社稷神、生物神等,人神包括远古帝王、西王母、器官神等。谶纬中的诸神多缺乏神性,其神灵世界多具现世色彩,其信仰向度是指向现世,而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其信仰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此谶纬没有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     

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抗灾能力。面对无情的灾害,民间仍然盛行巫术救荒。探究其原因主要有: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自然宗教：神灵称谓及其含义──以哈尼族宗教为例

自然宗教：神灵称谓及其含义──以哈尼族宗教为例为则同神学宗教仅崇拜一神或几种有限的神灵的状况相反，自然宗教所崇拜的神灵多如牛毛，几乎不可尽数。由于崇拜体的繁多和相关术语的普遍产生，不同的研究者在描述某一个特定对象时常常出现称谓各异的现象。例如山崇拜，...     

梅山傩戏《和梅山》

“渔猎”是古梅山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每当狩猎时都要敬梅山神,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衍变成一种戏剧形态《和梅山》,梅山人认为《和梅山》可以敬神祈财,禳解治病,解厄消灾,保地方平安清泰。《和梅山》的搬演形式有请神、祭神、领兵与差兵,搬演内容随地域与群体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和梅山》“祭”中有“戏”,“戏”中有“祭”,是原始戏剧形态的反映,它集多种艺术于一身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它主张神人平等,突破了佛道教派神为至上的桎梏,同时使用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     

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1970年,在距纪南城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批石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2004年公布的《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中国古典美学“游”范畴探源

游来自原始先民对于星体运行的观察,作为旗帜飘带的游象征着星与命,具有沟通天人的作用。旗帜在祭祀和战争中的重要功能强烈地影响了原始先民的思想意识;同时,游又是原始先民对于现实生活观察、体认的结果。魏晋后游沿着虚化与诗化的轨迹,深入影响了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代表生命与审美最高境界的重要范畴。     

屈原《九歌·河伯》祀主和原型研究述评

《河伯》是屈原抒情组诗《九歌》中晦涩难解的篇章之一。《河伯》研究由于涉及神话传说、原始宗教、祭祀礼制、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所以众多学者从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对其进行跨学科研究。关于《河伯》的祀主和河伯的原型,学术界争论激烈。关于《河伯》的祀主,主要有黄河之神、九河之神、天河之神、江夏之神、楚人水神、江湘之神、湖湘九河之神、楚国大波之神八种观点。关于河伯的原型,主要有猪、白鳍豚、玄冥、鲧、阳侯、部族酋长、种荷人/祖先神七种观点。     

临卦的文化意涵与生命关怀

临卦的卦辞虽然简单，但是表达相当清晰，“元亨利贞”表达君王每年的例行祭祀，显示祭祀仍是国家大事，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君王率领众臣与百姓来祭拜神灵，是延续古老信仰而来的宗教行为。后半段的“至于八月有凶”则指出祭祀已非万能有效的方法，君王或人民要能与神灵感应相通，绝不能只仰赖祭祀，祭祀当然还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君王与人民的忧患意识，恐惧天命的消逝将可能带来的灾祸，要有事先的预防与对应的行动，必须先从自身的道德与行为进行调整与提升，以慎德与敬德的自觉来作为生活与政事实践的指导原则。临卦爻辞的六临，是六种神人交感的模式，与天命的忧患意识更为紧密相关。初九是最佳的模式，六三是较差的模式。天人之间贵在无心而感与自然而化，肯定天命而又不被天命所束缚，感无不应，应无不化，一切顺乎心志就能合乎天性。最坏的状况是感而不应，神人之间天命不通，此时君王与人民会产生忧虑，不能不主动去面对以及思索解决之道，此种忧患意识也是回到自我心性的调整与转化上。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三峡移民的发展机遇与致富途径探究

如何正确全面认识三峡库区和百万移民 ?一个时期以来 ,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认识误区 :一是仅看到库区的落后、消极 ,看不到潜在的积极冲击和挑战 ;二是仅看到库区所作的牺牲、贡献 ,看不到三峡人面临的新机遇和发展。本文通过三峡移民的发展机遇和致富途径调研 ,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三峡工程、实施开发性移民和“两个调整完善”等重大决策的英明正确 ,也让三峡人坚信 ,移民确实拥有亘古未有的美好明天和前程。     

佛山龙舟竞渡起源研究

龙舟竞渡流传地域广泛,历史悠久,其起源众说纷纭。佛山多水多雨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导致佛山的水神信仰非常兴盛,龙神是佛山十分重要的水神。龙为司水之神,要想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蚕丰鱼肥,就得祭祀龙神,在佛山祭祀龙神的仪式之一就是龙舟竞渡,这就是佛山龙舟竞渡的起源。     

人牲与血祭——宝鸡血社火的地缘历史文化追溯

以宝鸡赤沙为代表的陕西血社火首先是一种祭祀,相信神灵的存在并向其献祭,是其基本的文化内涵。在这一前提下,血社火中所扮演的人物身份和角色以及故事情节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刀劈斧砍、剑刺凳扎及铡刀铡额、利剑穿腹的瞬间残酷的杀人场面。血社火的这一共同而基本的特征蕴含了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古代祭祀的两个重要而独特的因素——人牲和血祭。所有的血故事,无论情节多么曲折,人物形象多么丰满而逼真,或善或恶,都投射了古代以亲子为牲,以族人为牲,以仇人为牲,以俘虏为牲的影子。鲜红的血迹凝结为人们关于几千年来神秘而恐怖的祭祀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象征符号。这种关于殷周祭祀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以生命传承的方式依然存留在现代陕西的民间社会,它是生长血社火这一独特民间文化奇葩的根。     

蒙古族火崇拜习俗中的象征与禁忌

崇拜和禁忌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均由事物本身的象征意义所决定。在萨满教的多神信仰体系中,火承载着诸多的象征意象:火是光明、圣洁之神,是家庭的保护神,可为人们带来福祉;同时,火又具有难以驯服和不可控制的魔力,冒犯火神则会招致惩罚。在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中围绕火盆、炉灶等有着一系列祭礼和禁忌,从中可以看到萨满教对蒙古族传统文化持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