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运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女性环保行为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女性环保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显著,女性越积极参与环境活动其对政府环境治理越满意;第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为负向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媒介多元化信息需求,引导女性正确使用媒介;第三,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和政府环保治理满意度的代际差异显著。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根据CGSS2013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和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存在代际上的差异,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水平整体上高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年轻人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影响因素不同.首先,年轻人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家庭人均年收入、社会保障水平、政治面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其次,年长者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政治面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最后,由客观阶层地位(即职业地位)、主观阶层地位(即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同)、单位性质、户籍性质、政治面貌等组成的"社会结构因素"对年轻人的环境意识的影响作用最大,而由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组成的"文化因素"对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影响作用最大.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府服务调查数据,探究了公共产品类型和绩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度的不同影响。根据民众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责任的期望,将公共产品分为完全政府型、政府主导型和个体主导型3类。回归结果显示,公共产品提供绩效对中央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对地方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大。其中,中央政府受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受个体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较大。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媒体关注与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评价是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以2008—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PM2.5爆表"事件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PM2.5爆表"事件与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PM2.5爆表"事件带来公共压力的增大与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以及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激励企业承担环境治理责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拓展了现有的学术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

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 ,把各国政府推上了治理环境的前台 ,并成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要务 ;而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是有差异的 ,也会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本文认为 ,政府之行使环保职能 ,必须具有为公众谋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使命感 ,并负责任地向社会提供环境政策、环境制度这样的公共物品 ,在宏观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微观上发挥经过修补的市场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