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制约行政权力 促进依法行政

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国家权力是公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显然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是公权力。而行政权力的扩张又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所以对其进行制约和控制就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我国。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最终目的。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探究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主要包括以高校各级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术权力、以高校校长为首的行政组织掌握的行政权力和以高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政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但在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权力固有的负面作用与扩张本能，高校自主权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导致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因此，应构建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为一体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辨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校内部管理的两种主要权力，从大学属性及其学术本质讲，学术权力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大学权力结构属于行政权力主导型，多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越位和泛化，常常给学术权力带来缺失性影响。正确认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概念、内涵和性质，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回归学术权力的地位，实行学术民主管理，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科学管理水平。     

中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分析了有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研究的历史脉络,总结了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关于高校权力结构以及如何协调权力关系的主要观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大致可分为融合论、分立论和不对称论三种基本观点,相关研究也对现有的权力结构现状提出了协调思路,其中“去行政化”是高校权力结构调整的主流思路。      

增强高校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

高校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大学能否顺利发展,是大学管理中必须重视和解决的。在我国高校的内部管理中应改变行政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学术权力显得较为薄弱的现状,切实提高学术权力的合法地位。构建行政、学术两种权力并重的管理模式,构建两种权利的均衡,以此来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弱化的问题及对策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高校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二者存在必然矛盾,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应注重强化高校学术权力.     

对大学组织特性及行政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思考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既有学术属性,又有科层属性。这两种属性反映了组织活动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客观存在。多年来,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处于主动地位,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被忽视。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研究和探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政府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政府俘获是经济主体通过贿赂权力主体,从而操纵法律、法规、法令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政府俘获是商业贿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是政府俘获的重要手段。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面临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侵蚀二元并存和当前的治理实践与国际反商业贿赂的趋势无法有效契合两大难题。运用政府俘获理论,通过确保公权力的主导地位和阻断私权利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贿赂行为与影响,培养健康的商业文化,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以及通过对中国经济主体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将会使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     

中美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比较研究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衡直接关系到大学运行的效率、效益.目前,我国高校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系统,行政管理的运行方式常常代替学术管理的方式,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本文比较中美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关系,提出我国高校可以借鉴的理论,即从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建立制度,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动共进.     

论高校学术权力的生成基础和生成策略

高校学术权力的生成基础可以归纳为五种:1.精神权威,即人们对现代大学的敬仰和信服,这是学术权力生成的精神基础;2.法制权威,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这是学术权力生成的法制基础;3.专家权威,即指专家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这是学术权力生成的核心力量;4.奖励权威,即学术组织和专家学者对学术事务进行评价、认可、奖掖、激励的权力,这是学术权力生成的职责基础;5.感召权威,即学术组织的整体形象和专家学者的个人魅力令人敬服,这是学术权力生成的群体基础.目前,要提升学术权力在我国高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使其能与行政权力协调运作,必须内外并举.外部举措主要是由政府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来推动;内部举措主要是由高校从理念、制度和人员三方面进行设计,采取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调控监管的策略,建立自由的学术环境,提高全校师生员工的整体素质.     

法治视野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探究

建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为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协调和相互制衡,达到限制和控制权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目的,形成现代大学制度。与政府权力清单相比,制定高校权力清单具有复杂性和现实困境。可以借鉴政府权力清单的模式,厘清高校权力的属性及边界,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审定,明确制定原则和程序,加强监督和问责等路径,实现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     

高校学术权力的法律规制

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一种影响力和支配力,是高等院校中特有的一种公权力,法治理念和学术权力的运行现状需要法律对其加以规制,规制的内容包括:制定相关学术法规,规定学术权力行使的条件、原则和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构建包括申诉、学术仲裁、诉讼等在内的学术权力纠纷解决机制。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权力探析——基于对高校权力结构的审视

我国当前社会生活正处于转型时期,这无疑会对社会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高校无法排斥在外。高校权力结构的相应变化,就是一个例证。社会转型期的客观背景既为学术权力的提升提供了条件,也对学术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审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生,对我国高校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具有特定的价值。     

从胡雪岩故事看官商关系与商法要义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财富帝国似乎是在一夜间烟消云散的。实际上在他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已然隐含了令其败落的因素。胡雪岩因依傍官府(公权力)获取财富,最终又因离权力太近而身受其害。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实中官商关系的不对等或不均衡性。前近代的法律框架缺乏公域和私域、(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法律界分,作为公权代表的官府可以轻松地跨入当下人们认为属于私法的领域。面对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商人(以及其所代表的私权利)虽然有时也能借机谋得一些好处,但在整体上则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利用的地位。若法律不能确保公、私领域界限分明,厘清公权力的职责所在,并时刻提防其越界,则以私权利为核心的商业秩序将难有自发形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