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实践的“此在”与先验语言形式的“事实”

人的"此在"过程必然体现为语言行为的发生过程,即语言"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提供了语言存在与自然物存在的区分,而且提供了两者联系和统一的实现条件。人作为语言存在的实践主体和作为具有纯粹语言根据的先验主体,本身就具有以自身为目的的纯粹语言意愿。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原因或先验语言形式存在将其作为现象存在的语言引向作为智性存在的语言,从而呈现出人的"此在"所拥有的语言"真实"。先验语言形式或纯粹的语言意志所规定的是关于纯粹语言原则的语言理念。这样的"理念"不仅是纯粹而且是"实在"的,它一定要通过实践的理性而体现在语言行为者的经验中,从而使得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规定的纯粹性和决定性成为某种"客观"的存在。只有人的"此在"过程才能通过实践的理性将语言存在的先验王国引领到语言现象的世界中来。     

理性的实践特征和自由地位的转变——康德的自由理念探析

自由的理念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首先应该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和消极的,它作为纯粹理性的关怀对象总是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原则的前提;其次,作为理念的自由又一定是积极的,自由地位的转变源于理性存在的实践特点,实践的理性通过意志的行为将自由的规定加以实现;此外,自由的不同地位并不是对自由理念同一性的改变,它所凸现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必然要求,即人的"中心地位"在于真正实现了智性规定与经验对象的联系统一。     

范畴与现象的桥梁——康德的图式论述析

康德通过图式论(schem a)试图建立起范畴与现象之间的一种内在"机制"。作为范畴与感性直观之中介的"第三者",图式必须同时与二者处于同质状态。纯粹知性概念能被运用的感性条件乃是时间,这是图式论的核心问题。时间在康德哲学里是一种内在的感性形式,范畴运用于现象是通过时间先验的规定,知性概念的图式以时间为共相的感性形式,这使得范畴统摄现象,现象归摄于范畴。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体现在三个层次：(1)广义的知性．指广泛运用于理论、宴践、甚至审美领域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包括(广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2)较狭义的皂口性．指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包括理论运用中的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3)最狭义的知性．指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统觉。     

康德关于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证明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范畴,是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先验感性论的基础。康德运用几何学、关系、贝克莱幻想、上帝、理性的二律背反五个论证证明了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即空间、时间不是理性概念而是直观形式;直观只能直观到形式,即关系,而无法直观到质料;空间、时间不是先验实在的,不是“自在之物”之性状,而是观念性的。作为先验观念性的纯直观形式,空间、时间开启了康德先验感性论,化解了纯粹理性的辩证幻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和基础。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体现在三个层次:(1)广义的知性,指广泛运用于理论、实践、甚至审美领域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包括(广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2)较狭义的知性,指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包括理论运用中的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3)最狭义的知性,指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统觉。     

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及其纯粹地位特征——基于先验哲学视野的理性语言辨析

依据哲学的“先验理性论”,作为纯粹形式存在的理性语言首先应该保持自身的先验性地位,它作为理性语言的纯粹对象总是要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语言原则的根据;其次,作为纯粹形式的理性语言又应具备自身的积极特性,并呈现出一切先验形式存在的积极特征,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地位转变源于其自身存在的实践特点,并通过理性存在的言语行为者的语言意志将其颁布的普遍性原则实现于语言经验的现实之中;第三,理性语言的纯粹地位转变并非意味其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同一,它所强调的是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积极作用存在,它所凸现的是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理性存在的语言实践的必然要求,即人的“语言经验”必然地秉承着先验语言形式的规定.     

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

纯粹理性的批判,不仅探讨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探讨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三方面界定理性概念的意义,突出理性作为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道德理性并不仅是作为知识理性存在,而是在价值评判上彰显了价值理性,又在人生目的上指向幸福。     

论康德先验幻相的样式

先验幻相理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辩证论部分的主体内容。先验幻相是由于知性范畴的超经验使用与理性的僭越本性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康德根据对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体系的研究与范畴演绎的分析,将先验幻相的样式分为心理学理念－灵魂的幻相、宇宙学理念－世界的幻相和神学理念－上帝的幻相三种。康德通过对三种先验幻相的阐释表明了传统形而上学之不可能,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道路。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理性悖论与语言的“失真”

与其说康德“悖论”的产生源自理性自身纯粹形式的表现困境或有限理性存在者在认知过程里的超验企及,不如说源自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可言说或自然语言对于超验对象的经验呈现,其结果自然地带来语言命题及其语言存在问题在先验性与经验性方面的混同;理性“悖论”既是理性存在的必然发生,又是语言经验过程的“失真”表现,自然语言的“尺度”不在自然的进程,而在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之内;辨明“悖论”的原因和形成就是辨明理性与知性、自然语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分野,确立清晰的具备不同特征的语言存在的统一。     

语素名物化与语素转喻造词

名物化现象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在以往的研究中，语法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颇受关注，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则不太受到关注。而对于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也缺乏清晰的层次观念，对语素层面的名物化缺乏充分的认识。这就导致一些分歧观点的产生，如对“逆序类”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论。名物化不仅发生在词层面，也发生在语素层面，其认知机制为转喻。明确语素名物化的观念对词汇语义和形式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在意义方面，转喻机制不仅使语素本身发生语义转化，而且通过语义转指发展新的语义类范畴，改造整个词汇语义系统。在形式方面，语素不仅可以以本义参与造词，也可以以转义参与造词，从而提供高效的新词产生的途径。     

论《孟子》先验仁义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孟子推崇孔子,其核心思想也正是“仁”,并且通过“良知”“良能”赋予其先验性质。孟子从先验的立场把仁归结为人心的本质,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论证方法,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这个矛盾最终依托君子以心养心的人格品质,完成先验仁义观的自我构建。     

康德关于纯直观和纯粹范畴之关系的思考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纯直观和纯粹概念之间的关系论述较为复杂，并且分散于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原理分析论中。在这三层论述的每一种中论述的层次又是不相同的，因而较难把握。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康德的先天直观和纯粹范畴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杨春时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

杨春时先生的超越美学是当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的主要代表。在杨春时看来,实践美学是启蒙性质的主体性美学,不能解决审美作为自由活动和真理的体验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主体间性美学。在具体的建构方面,杨春时以反思—超越的现代性代替启蒙现代性、以生存本体论代替实践本体论、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全面建构了超越美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反思—超越、生存本体论、主体间性就成了理解其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但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杨春时美学体系中是不严谨、甚至混乱的,由此造成了其美学体系的内部矛盾,消解了自身的价值。     

康德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对康德法权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文章首先根据康德先验哲学的路径阐明其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然后通过回答法权命题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证法权的普遍有效性,最后按照范畴的先验演绎的思路阐述法权概念的演绎过程,以期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宏观视域中把握其法权概念的实质。     

从特殊主体和价值追求看社会法的理性定位

社会法的定位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法理论发展的关键问题。社会法对于“人”这一主体的认识不同于私法抽象权利主体，或公法上的平等公民，而是具有社会身份的类型化、差异性的人。从这一主体认识出发，社会法应确定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为特征的注重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基于这样的主体观念和价值基础，社会法是独立于公法私法法域之外的“第三法域”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