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以陕西Y村为例

本文以Y村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失序与重构过程,探索生态移民村落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煤炭经济的兴衰使Y村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分化,引发村民个体利益与村社公共利益的矛盾,导致村落在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等层面发生裂变,陷入治理失序状态。在乡村精英带领下,Y村通过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利益联结,通过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全村利益共享,使个人利益与村集体公共利益实现有效平衡,并推动社区形成合作共治格局,促进社区良序善治,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工程网络建构与生成

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涉及农户、政府、技术服务提供者等人类行动者和沼气、沼气技术、生态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后者通过前者的代言与解说,共同建构了行动者网络联盟。通过问题呈现、征召、利益赋予、动员、异议等五个环节的转译,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网络取而代之。由此表明,农村技术工程的顺利实施要靠强大的异质行动者网络推动,问题转译是建构网络联盟的微观机制和联结网络的基本方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核心载体。基于“组织统筹、制度驱动、市场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战旗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统筹维度,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承担着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角色,有利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在制度驱动维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合作赋予了村社集体与村社成员边界明晰、权责明确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并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资源的分配正义;在市场经营维度,利用管理赋能和产业融合的方式拓展了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创设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因此,要通过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以驱动乡村共同富裕。     

新内源发展:乡村旅游驱动贫困村迈向共同富裕的“郝峪模式”

乡村共同富裕作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备受关注。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典型案例,运用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视角切入探索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并推动共同富裕过程经历了不同阶段并产生了不同发展效果。在地乡村精英催生了乡村旅游的萌芽,但其在知识、见识和能力上的局限性无法更高效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而返乡创业者回嵌乡土并引入外部资源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动力,乡村旅游地得以迈进高质量发展并推动乡村迈向共同富裕道路,全体村民参与和公平利益分配机制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乡村精英的交替和协作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内外资源联动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保障了地方发展自主权,维护了居民主体地位,推动了居民参与和认同提升,有效推动全体村民物质与精神的共富。研究建议:资源禀赋优良的乡村可将乡村旅游作为增收致富路径选择,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返乡创业和在地精英群体的引领作用,共同创新发展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行动之网的构成要素有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与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了认同联盟,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通过转译过程分五个环节,即问题呈现、认同共享、征召、动员、异议。为此,从政府态度上,应把坚持公信力作为基本准则,从治理方法上应把情理法兼顾作为基本要求,从应对策略上则应以双层博弈作为实施路径。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实现农业多功能性、促进农民增收、改善乡村治理方面作用显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土地供应紧缺、产品业态滞后等问题,亟待通过组织模式优化、制度创新等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组织模式优化角度,提出了以新型集体化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命题,在归纳总结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并从增加制度供给、增加财政投入、增强农民主体性、优化组织形态等方面提出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     

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

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和供销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协同发展的结果,通过服务带动、联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组建市场主体、承接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捐赠帮扶等路径,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和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建议政府将供销合作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同发展作为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三农”工作总体布局,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积极探索多种方式推动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主动与供销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并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奥尔森理性选择理论视野下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探析——以中国十大名村为例

运用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结合中国十大名村的实践,分析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以期说明冲破集体＂理性选择困境＂的关键在于使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高度一致。正由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点,新型集体经济制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助于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于土地补偿款村级留存问题的法律思考

土地补偿款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村级留存比例反映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之间土地补偿款分配的利益博弈，这场利益博弈的本质是村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实践中，许多地方的村民利用“一事一议”的优势制度安排，以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法律形式否定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留存权，将土地补偿款“分光花净”，导致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弱化，服务村民的职能日益衰弱，以至于在严重的旱灾面前，丧失了组织乡村抗旱的基本功能。文章针对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了解决土地补偿款村级留存问题的法律对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部分，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实现农民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和必由之路。然而，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壮大中还存在着整体基础薄弱、区域发展失衡、发展动力不足、治理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难以对共同富裕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应持续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从而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研究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定位有不足，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对村民委员会应重新定位，以理顺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应按照法人理念确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应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样。法律应明确规定村民会议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股东大会。由于每个行政村兼有社区和生产单位的两重性，村民会议不仅对村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最高发言权。同时，对村内公共事务也享有最高发言权。村民会议应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对一些涉及村民委员会干部自身利益的村民会议，比如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评议村干部的村民会议，尤其是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会议，如果仍由村民委员会主任主持，难以保证村民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委员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董事会，村民委员会主任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执行由村民会议交办的各项经济事务；作为社区的自治组织，一如城市居民委员会，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样，在法律上就理顺了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从“惯习培养”到“粘性使用”： 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技术生产的分析框架,本文阐释了外卖送餐平台的算法体系是如何在由平台主导、各方力量介入的行动者网络中被生产出来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中的算法生产逻辑与其平台资本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外卖平台的算法生产逻辑经历了由"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外卖平台先后使用了"惯习培养""速度管理"和"粘性使用"三个强制通行点,作为"转译"的起点开启了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过程,并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角色分配、征召动员和排除异议等方式,搭建了算法技术发展的行动关系网络,开启了平台资本的技术生产与再生产。此种"平台主导、各方参与、粘性培养"的模式展示了ANT应用于数字技术生产领域的潜力,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不足和理论拓展的可能。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