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策与礼义认同——《洪范》在朝鲜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主持人的话

在近代韩国历史中,"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塑造与嬗变,总让人想起近代中国有关"黄帝"的追根溯源.通过对民族源头传说的叙述,凸显文化认同的象征,"寻根"常常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常见现象,并不仅仅是在韩国与中国.在愈来愈"全球化"或"趋同化"的世界中,强化甚至神化族群始祖,叙述或想象古老而伟大的历史源流,总是建构自我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惯用方法.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是朝鲜社会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意义。诗人们认定檀君的存在,认为他是朝鲜的国家始祖。檀君朝鲜在区域上是自立的,在时间上与唐尧并存,并对檀君降世、建国情节进行了展开描述。而且,18世纪的朝鲜汉诗还关注檀君世系,并注重扶娄朝夏这一细节,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立完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明清时期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及其影响

汉译西学书系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用中文编译、撰述的介绍西欧文化的书籍。17世纪伊始,许筠、郑斗源等朝鲜王朝赴京使臣陆续将汉译西学书带回本国,汉译西学书随之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开来。其传播既受惠于清代中朝关系的重构与清廷之德化政策,又归因于朝鲜君民对典籍的渴求。汉译西学书的传来,推动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及天主教的传播,促进了朝鲜王朝自然科学进步与华夷观转变。尽管它曾给传统朝鲜社会以冲击,但并未撼动旧的统治根基与统治思想,也未能促使朝鲜王朝走上近代化。     

论朝鲜古典小说中的檀君神话母题

《檀君神话》中的天降母题和熊女母题,作为神话的遗传基因,在后世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重新整合,以更加饱满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具体而言,率领民众建立理想国的洪吉童、神仙文昌星投胎转世的杨昌曲、风流学士杨少游等朝鲜古典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与桓雄和檀君的形象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而谢贞玉、春香、沈清等被朝鲜民族世代歌颂的女性形象则与熊女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朝鲜古典小说有意无意地把传统的神话母题融入进来,借以艺术加工再现了神话的永恒魅力。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朝鲜历代汉诗概观(1)

朝鲜半岛与中国渊源极深。历史上，朝鲜人民用汉字写诗作文，与中国并无二致。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访故国所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中国《诗经》的体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新罗作为唐属国，前往长安求学的士子众多，汉诗兴盛，崔致远是其杰出诗人。     

宋代道学和朝鲜时期的文学表现

宋儒的性命义理之学即用来追求圣人之道的道学,韩国称为性理学。它被高丽末的新兴士大夫接受,在朝鲜王朝时期成为强有力的支配理念。朝鲜前期道学派文人做诗力求体现道学,歌颂自然达观的境界。本文探讨了中国宋代道学在朝鲜的传入、发展以及文学实验。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中国“封建社会”论

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缪凤林长期用力于中国通史构建,所著《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提出中国史十时代说,将＂封建时代＂的制度概括为三：封建、授田（井田）、宗法,将唐虞夏商西周称封建时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封建＂是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相对立的概念,指的是殷周封建制,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另成一格。缪、费二先生坚持＂封建＂本义与西义相通约的理路,准确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其具体结论应予认真对待,其论史方法值得借鉴。     

试论中韩语言接触及中韩音韵关系

汉字及其音和义在三千年前就传到了韩半岛,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世宗大王及学者深入研究汉语音韵,从而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字——训民正音。中韩语言的比较研究及中韩音韵关系的研究对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是有价值的。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综述

汉字自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半岛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通过对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的介绍,可知其在整理及研究方面存在着四个问题：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当前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存在着不平衡性;缺乏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缺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运用。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会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西医与近代中朝基督教的初传

新教传教士初到中朝时,都采用了医学传教的间接传教方法。由于他们入国的方式和行为不同,中朝两国统治者分别实行了禁、驰的政策,基督教迫于清廷的严禁和防范而借助本国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日后华人诟病;而在朝鲜宽容的环境下,基督教很好地融合到了朝鲜民族的历史命运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清代后期柏覆在朝鲜活动述论——以《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为中心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朝鲜宪宗十年）清朝派出吊祭使柏莅前往朝鲜谕祭朝鲜孝显王妃。柏蔹在朝期间,除完成吊祭使命外,还进行了赏赐朝鲜官民、辞却赆银、观赏景色以及与朝鲜官员进行诗歌交流等活动。通过对柏薇在朝鲜活动的研究可以看到,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其在朝鲜的地位并未削弱,清朝与朝鲜仍维系着友好的关系,而柏莅与朝鲜官员的诗歌交流则可视为此一时期中朝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