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及其定量测定方法

传统的、经典的合作社具有社员同质的结构特点。事实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具有一般性的特点。社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决策机制、治理机制以及运行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同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异质性的内涵,并将其界定在包含13个指标的复合系统;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某一合作社内部不同社员之间的异质性和基于社员异质性基础上的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异质性两个方面提出了其异质性测定的具体方法;其次,运用在陕西杨凌三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其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和三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不论在同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还是在不同专业合作社之间,其平均综合指数、组合指数和异质性指数均存在明显差异。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认同与内部人控制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度低和管理者对合作社实行“内部人控制”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的两个方面。合作社应该根据同类竞争企业的位置而对自己的最优位置进行相机抉择，并尽可能使社员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这样才有利于提升社员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减少社员监督成本和增加管理者目标偏离成本才能弱化管理者对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测度与影响因素——兼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路径

基于安徽省29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观察样本,在绩效定义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与SUR模型测度和分析了合作社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并检视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路径。研究表明,监督与制衡机制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通社员的收入绩效,合作社理事长在促进合作社交易绩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增强合作社社会绩效方面的作用有待挖掘和提升,由于具有较强的环境适用性和组织结构弹性,股权集中化程度高、理事会规模小的合作社反而各类绩效水平较高。这表明,以股权集中化、成员异质化等为特征的合作社发展路径在“绩效”层面上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要改变和纠正股权集中度高、社员异质性强必然意味着利益侵占这一认识误区。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在社员家庭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社员获得的能够感知的各项合作收益与实惠是影响社员退出的最主要因素;社员在合作社管理中的民主参与程度和对管理层的人际信任因素对社员退出也具有重要影响;农村专业大户和年龄越大的社员越倾向于不退出合作社;社员其他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经营的特征对退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承诺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以浙江省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180户社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承诺的内容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承诺主要体现为情感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投入,总体而言现阶段的成员承诺水平不高;(2)影响成员承诺的因素主要是社员的个人特征、资源禀赋、角色特征以及组织结构。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员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建设与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本文基于中国古典哲学“和合”的概念,从“合而同”与“合而不同”的双重视角研究政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结论是政府应做农民专业合作社“合而不同”的合作者。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

由于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利益偏好和角色作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异质性成员间的合作是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基于浙江省3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结构从一开始就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少数核心成员与多数普通成员并存。在成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权结构上普遍采用资本化方式，少数核心人员占有相对集中的多数出资额；控制权上主要由少数拥有一定资源和较多出资额的核心成员掌握；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在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之后，可分配盈余主要采取按出资比例和交易量（额）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出资的作用相对突出。从激励相容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组织结构在聚集生产要素和降低代理成本方面体现了效率。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当代变革

当代，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对一个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扩展组织的人力资本；还能实现组织利润的最大化。因为管理者面临着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和组织变化的双重新情况，所以，当代管理者要扮演好人际角色，做好情报工作，更要科学决策。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范畴及其评价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会性”与“营利性”双重属性。一些合作社除为成员提供产品和服务之外,还承担了一些社会责任。特殊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使合作社社会责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社在自身能力、经营模式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责任表现差异显著。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广义企业社会责任观,首先分析了合作社社会责任范畴与特殊性;其次构建了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基于398家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对评价体系进行应用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合作社对社员、社区、商业伙伴、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高,合作社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适用性,对我国现行示范社评定体系具有一定的补充完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资格问题研究

社员资格,是指主体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所应具备的条件和身份。法律对合作社社员资格的开放抑或限制的权衡,在法的价值层面是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在私法层面是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共同影响。现代域外合作社社员范围逐渐扩展,社员资格呈开放的发展趋向。对行为能力欠缺的自然人社员资格的准入、自然人社员从农民身份向农业劳动者的转变、对团体组织社员业务关联性的开放及权利的限制,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资格的应然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及法律应对

融资问题一直阻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获取非财政性外源融资难度较大,而且从内部自行解决资金短缺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价值定位模糊,进而导致包括民主管理、出入社自由、社员资格、盈余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自身制度问题,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明晰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参考公司制治理原则修正上述制度,使“人和”与“资和”相结合,限制出入社自由,适当放宽入社组织的资格条件,同时完善盈余分配制度。只有解决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融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为其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两种重要治理机制。基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治理逻辑以及治理机制的动态转换,研究发现：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对核心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总体上会由高向低变化,对普通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的变化则相反;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契约治理程度都会呈现出增强趋势;就合作社整体治理而言,契约治理成本会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而不断下降,关系治理成本则相反,因而关系治理最终会让位于契约治理。     

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与证明

基于“认定标准”与“证明制度”这两个维度检视国内和域外诱惑侦查制度，可以发现中国存在制度规范缺失、司法操作不力和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以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严重失衡。反观诱惑侦查理论和实践较为发达的域外法，其认定标准由单一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向混合的双重标准或分离的双重标准发展，并形成各自独有的证明模式。结合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期抑制非法诱惑侦查:第一，破除传统的二分法模式，重新设置诱惑侦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第二，解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争议，确立主客观分离的双重审查标准；第三，量化分离式双重审查标准的认定要素，协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纠正异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明确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调查数据为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现代农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可分内部与外部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渠道主要有社员入股、社员捐资等形式,外部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或信用社的正规金融体系与亲友借贷、民间金融组织的非正规金融体系等形式。构建合作社融资渠道变量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回归统计分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影响因素进行阐述,并提出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建设的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作为成员自愿联合的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动力和目标是改善社员的经济利益,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研究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机制及利益形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和成员构成异质性的特征,提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机制构建的总体思路及具体对策。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冲突与完善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殊的产权结构使其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着社员民主控制与管理层专业化经营的冲突、“平权式”治理结构与少数人控制的冲突、劳动控制资本与成员利益诉求异质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守成与创新的冲突。如何权衡合作社发展过程的守成与创新是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冲突的突破口。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对成员行为及组织绩效影响研究

利用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模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制度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不仅对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行为以及合作社领导人的“企业家冶行为是影响合作社组织绩效的直接因素和重要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差与失效,如民主决策机制难以贯彻,“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能人”决策代替民主决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这种状况危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导致专业合作社的核心目标难以实现。治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相关制度与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特别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是造成了合作社治理的失效主要原因。在完善治理机制策略上．要构建“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相协调的运行机制,在不忽视社会激励作用的前提下．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者的报酬激励,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专业合作社内部应建立审计制度．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在外部应强化政府的监督指导力度和社会审计监督。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论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

本文首次扦我国区域经济学界关于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的不同观点概括为“地域组织规律说”、“区域──布局说”、“区域──经济双重说”、“宏观决策说”；在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该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区域经济系统”，该系统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并非特指某一层次的若干系统；在与不同观点的商榷中，作者进一步论证了自己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