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华法教育会在云南招工失败的经过、原因及启示

一战期间,华法教育会曾接受法国政府委托,到云南招募华工赴欧从事战地后勤工作。据当时媒体报道,华法教育会成功招致五千名工人送往法国。但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显示,招工行动开始不久即被云南省政府查禁,实际上完全失败了。华法教育会的招工行动本为国民党要人领导,又为中法政府所支持,唐继尧当政的云南省政府查禁该行动,与其面临的复杂局势密不可分。从国内方面来讲,唐继尧为巩固地方割据,既要防范国民党势力的渗透,又要对抗段祺瑞政权的威胁;从国际方面而言,法、英长期侵略云南,而德、日为图谋分裂中国而暗中支持护国起义,唐继尧政权总体上亲近德、日,疏远法、英,故不支持为法、英阵营招工。     

1873年福赛斯使团出使叶尔羌述论

19世纪英国和俄国争夺中亚的过程中,中国新疆也卷入了这场持久的"冷战";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新疆发生农民起义混乱之机,入侵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并且与英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福赛斯使团为加强英国对阿古柏政权的扶植而出使新疆叶尔羌,并且与之签订了《英阿条约》,对当时的中亚格局、以及英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北洋政府修约废约外交述论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局面,然而,在外交方面,相对于清政府而言北洋政府却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地"卖国求荣",相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北洋政府还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外交突破,改善外部环境。特别是对外和约方面,北洋政府更是积极努力修改和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外交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这是值得肯定的。     

论北洋政府之经济立法

北洋政府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权，它实施的一些经济立法如解除民间兴办企业的限制，实行奖励制度，对创办实业进行扶植等，对中国经济和法制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由于北洋政府经济立法的历史局限性，它的经济立法活动受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张力制约，从而使其经济立法的历史推动作用大打了折扣。     

继承与异动——北洋军阀时期的风俗变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将“风俗”、“学说”的更迭作为施政的优先考虑要素。一方面，继承辛亥遗产．创立新俗，强化政府权威和国家意识，完成南京临时政府遗留的任务。设立国定纪念日和创立国葬典礼，即是以政治社会化的手法维持政治秩序、维护政府权威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为配合政治上的复辟，北洋政府尊孔复古，利用政治资源为旧道德、旧礼俗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一些曾经被辛亥斗士们批判的恶风陋习又借助政权力量肆意弥漫。“继承”与“异动”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变俗特征。     

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以武昌起义之日为依据创制了国庆纪念日。他们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精心策划的仪式活动,动员民众参加,以建构其权威,巩固其统治,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家仪式的运作,客观上对塑造新国民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双十节的考察,反映民国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仪式对民众的塑造。     

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与治腐方略的现代转换

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是对旧史的政权兴亡规律的概括与总结。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交替、轮回不息的历史。古代统治者为了保持统治稳固,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当代人在继承古代反腐方略时,应进行现代转换：由古代的“人法”、专制向现代的法制、民主转换;对权力的监控,由古代的软约束向现代的硬约束转换;由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向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转换     

网络行动的发展历程与概念阐释

网络行动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网络行动一词的出现,彰显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希冀通过新媒介,将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民主期望付诸积极、理性实践的渴求。网络行动研究的核心不仅是探讨新媒介与公民行动的关系问题,更是要深层考量已有的制度性力量的逻辑与资源对传播技术所进行的动态建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决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的两次政权转移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近代中国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进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国家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近代以来 ,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旧政权的颠覆和新政权的建立。从 184 0年到 194 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 ,两次大的政权转移——— 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和 192 7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无不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本文试图通过这两次大的政权转移来分析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     

1921年北洋政府整理公债述评

在银行界的提议与积极参与下,北洋政府于1921 年进行公债整理。整理之后,公债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活跃,政府债信得到挽救,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财政收支不抵这一锢疾仍无法解决。1921 年之后,北洋政府对内筹款的主要方式由发行公债转为发行库券,银行界主动疏离政府的倾向则日益明显。整理公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财政筹款的方式以及银行界与政府的关系。     

韩俄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随着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历史上韩俄有过曲折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韩国实施北方政策,着力改善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韩苏建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韩俄两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等各个领域积极发展交流与合作,韩俄加强合作有利于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韩俄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中将有崭新的发展空间。     

试析苏俄建国后影响苏美建交的几大障碍

苏俄建国以后,苏俄为苏美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努力,但美国对苏采取了不承认政策,而且美国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设置了重重障碍,也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以及苏俄政府自身的因素,从而使得双方在16年里没有能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除了以上的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因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导致两国未能建交的客观因素。     

简论1956-1968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1956年日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为渔业、领土等问题继续争执。1960年苏联宣布,只有美军及其基地撤出日本、日苏和约缔结后,才能将齿舞群岛等移交日本。1962年起,苏联政府又宣称,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但日本却坚持“北方领土”是日本固有领土。     

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关注和引导国民党内的派别分化,以支持国民党抗衡北京政府,完成其在华战略布局。其具体做法是提出对国民党内派别的政治划分,并加强其左转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英美式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尽力维持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俄罗斯的人口问题研究

苏联的解体 ,不仅使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也给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 ,俄罗斯的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而且也引起了俄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试议苏俄的远东政策(1917-1923年)

1917-1923年这一时期是苏维埃俄国由立国未稳到日趋巩固并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时期.由于苏俄远东政策服从服务于苏俄的欧洲政策,所以随着苏俄国内情况和外部形势的变化,苏俄远东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很大的摇摆性和暂时性.它体现了"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俄国利益"这个困扰着苏俄外交政策的矛盾.     

俄国——苏联对近代新疆工业发展的影响

俄国-苏联与新疆近代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俄国-苏联在新疆直接投资建厂，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为新疆工业发展制定计划，供给机器，提供贷款等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不严格履行条约与合同，抢建工厂与新疆争利，在经济合作中不能与新疆平等互惠，而是野蛮的直接掠夺等，也给新疆工业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不利。俄国-苏联在新疆工业发展中所起的双重作用是其对华、对新疆政策的缩影与体现。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苏联使馆案

苏联使馆案是民国初期一起重要的外交案例,李大钊就是在这场外交冲突中牺牲的。但是通过这起纷繁复杂的外交纠纷,不仅能反应列强在中国势力的角逐,北洋政府的日薄西山,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外交权益的增强。本文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试图对苏联使馆案做一次有意义的诠释。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俄国“布里根杜马”是咨询性机构吗

"布里根杜马"历来被前苏联史学界定为"咨询性杜马",本文根据史实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它是俄国准立法机构,构筑了此后立法性杜马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