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合并审理的程序运行

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合并审理时,应当以公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为主干,以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为补充;对案件中部分内容起调整作用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应当对全案起调整作用。在第一审程序中,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都应当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则全案应当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可以分别适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则全案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第二审程序中,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都应当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的,则全案应当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可以分别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的,则全案应当适用开庭审。     

增设自诉案件起诉期限探讨

刑事诉讼法未确定自诉案件的起诉期限,自诉案件的起诉期限一直沿用刑法追诉时效的规定,这一做法有 悖于自诉案件的本质与目的;应当设立独立的自诉案件起诉期限;对自诉案件起诉期限制度进行构建。     

浅谈特殊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规定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属自诉案件,这是一类特殊的自诉案件.由于其特殊性,给司法工作特别是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把握这类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旨在缩小和减少司法实务中的一些困惑以及法条本身给司法工作带来的弊端.     

关于自诉案件范围和控诉主体问题的探讨

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法学著作中,自诉案件概念的表述,往往被说成是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按照这个说法,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控告,是构成自诉案件的必要条件,则自诉成为被害人告诉的同义语,混淆了自诉案件和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区别.由此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同志对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也要求必须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提出控告,才能成立诉讼,认为有关单位和其他公民个人,都无权告诉.例如,某法院根据检举,发现一件重婚案件,认为应当追究犯罪;但因重婚犯的配偶不肯控告,故又认为,被害人不告     

论自诉案件的补充起诉

对于自诉案件能否补充起诉 ,有不同的看法与操作方法 ,对实践而言 ,这造成了消极影响 ,应当允许自诉案件提起补充起诉。     

自诉案件诉前和解与调解后的起诉

自诉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他人主持下进行了诉前调解或者自行和解之后,其中一方还能否起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其已经丧失了起诉权或者胜诉权,这是片面的,应当针对自诉案件的和解内容予以全面考察,有时应当允许其起诉。     

不起诉的效力与公诉转自诉疑难问题探究

不起诉决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没有从实质上破坏不起诉的效力。应当限制被害人滥用自诉权以维护不起诉的稳定性。法院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判决应当尊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公诉转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第 1 70条而不是第 1 4 5条的规定为依据     

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及其完善

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害人在自诉案件中诉讼地位的复杂性和自诉案件的特点 ,决定了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特殊性。我国应合理界定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涵 ,进一步完善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人权保障。     

论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作为国家公权力协助被害人私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保障被害人自诉权的有效行使,正确处理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自诉权的关系,以实现刑事自诉制度的宗旨具有重要价值。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都明确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增设这一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应当借鉴域外的先进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自诉担当制度,加强自诉案件被害人人权保障。     

轻微型自诉案件司法处理上的难题研究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三类自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在自诉案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此类案件在司法上存在自诉率低，普遍依公诉程序处理的现象，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促进刑事自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主流媒体之一,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网络舆论环境亦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此,对如何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做了调研分析,认为: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增强网民法制观念;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利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健全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     

论国有林场改革的法律模式选择

法人组织的不同经营目的使得其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国有林场法律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区分生态公益型和商品经营型两种不同性质的林场。生态公益型国有林场采取事业单位法律模式可以保障其实现提供生态公共物品的职能;商品经营型国有林场采用公司法律模式能够相对清晰地界定国家与林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减弱所有者缺位问题。国有林场改革中对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思考

公众参与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公众参与的内容和程序方面的规定明显不足 ,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 ,设计尽可能明确具体的公众参与程序 ,尤其是相当重要的信息公开程序、说明会程序、听证程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程序等 ,并辅之以司法审查的保障机制 ,才能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从而使环境影响评价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定罪过程导入公共情感机制研究

公众情感的非理性面相使其成为刑事司法警惕的对象。然而,鉴于社会学中情感概念的二维属性,公众情感应当也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侧面。故将公众情感完全驱逐出定罪过程的传统做法需要重新审视。理论上,刑罚惩罚性的判断基准和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结合共同决定了公众情感在定罪过程中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具体到实践中,应当从制度上与方法上进行规范。制度上应当构建陪审制,方法上推行“反馈式影响法”。     

论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

公众参与环境规划是公众的权利,公众参与是环境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在环境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能增加公众对环境规划的认同感,并使公众的环境利益得以表达。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包括公众参与的时间、参与的形式、参与的一般过程、政府对参与结果的回应以及对参与成本的控制。应从信息公开、决策程序化及结果公示等方面重塑政府角色。同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建立环境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相关法规,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实施。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大学生舆论群体的特点及校报的舆论介入方式

大学校园的舆论群体相对于社会上的舆论群体有其特殊性。研究大学校园舆论群体的特性,是高校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这一舆论群体有着敏感性、趋同性、舆论与个人成长的关联性、辐射面广等特点。在校园舆论中,校报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它既是舆论的载体,又是舆论的动力。在校园舆论的动态变化中,校报要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主导性功能,成为校园舆论积极有效的参与者、指导者。     

隐私权限制中的利益平衡

个人隐私在某些情况下会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因此,法律在保护隐私权的同时,也需要对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针对现实当中隐私权经常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利益平衡原则应当被确认为隐私权限制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公共利益优先,隐私利益与公序良俗、公众兴趣所体现的利益之间的平衡,隐私利益与新闻媒体利益的平衡,隐私利益与其他公民或组织的知情权益的平衡。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