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五四”都市文化关照下的“京派”与“海派”

"五四"时期的"京派"和"海派",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的碰撞,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对抗并存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并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作了准备和铺垫."京派"和"海派"的出现,以及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标志着都市文学的成熟.     

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与品位的行销策略.与海派文化具有同构性的上海小报,其文学以饮食男女为基本主题,在趋新趋美、实用实利、琐屑媚俗之下,也不动声色地给市民们带来新的观念,一定程度增进着都市的文明.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关于包天笑的“鸳鸯蝴蝶派“问题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审视,旧说多认为包天笑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本文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首先界定"鸳鸯蝴蝶派"的基本概念,再从作家的译绎和写作实践、创作道路历程,结合作家的<回忆录>、自白及已有的不同看法,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的总体倾向,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认为说包天笑是近现代"旧小说的押阵老将"、"白话通俗小说家"是合适的,而把他列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则不尽符合事实,未必妥当.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现代性追求与反思: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文化产业

采用"现代性"(modernity)这一理论视角考察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与文化产业的复杂关系,从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剖析其现代性追求的产业性因素以及带来的文化反思.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海派文化视角下海派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海派文化是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都市文化,它主要由吴越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混杂而成.以海派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海派文学的商业性、现代性是研究的热点,其传统性则有待于拓展、深化.从传统文化角度加强海派文学研究.有助于把握海派文学的全貌、本质,也有助于认识海派文学精神的复杂、多元,揭示海派文学的对话特征.     

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与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和而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与钱玄同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颇为引人瞩目。从总体上看,二人同属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式人物;但从各自的性格及其对待问题的态度看,胡适更温和、理性一些,而钱玄同则表现出激进、学理性不足的一面;胡适著作等身,思想自成一体,钱玄同多短篇散论,思想跌宕起伏,但却往往振聋发聩。胡适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思想,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前进的足迹。     

“城市魅力”逻辑的环境道德哲学审思

为什么可以用"舒适安逸"和"发展机会"这些关于"人"的概念来诠释城市的属性?因为其实际上揭示了"城市"这一概念所蕴涵的一对最核心的关系,即城市环境与人的关系。城市及其环境无论在其形成还是发展过程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印记。城市发展及其环境在给城市中人们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的同时,也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基于城市发展和保护环境资源等悖论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城市及其环境舒适安逸——让生活更美好——作为城市发展及其环境构建的价值取向。城市及其环境的舒适安逸,体现了城市人们对于城市发展及其环境构建的真善美的追求,也体现了城市的生活逻辑——人与城市及其环境的和谐、城市人际关系的和睦、城市景观与自然的协调。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

近世文学代表着封建制后期已包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文学。元代乃至上溯到金末 ,文学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某种近世性的倾向 ,包括文学与市民的密切关系、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等特性 ,因而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近世文学的萌生期。     

论吴梅村的《鸳湖曲》

文章对《鸳湖曲》的作期作了补充论证，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鸳湖曲》的主旨有双重意蕴，即寓身世之悲，表达个人生命与时世迁移的两重悲剧。同时指出全诗的主线为竹亭湖墅，对《鸳湖曲》一诗有关吴昌时的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雅明“闲逛者”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闲逛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本雅明在对19世纪法国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概念,特指那些因为现代性城市的兴起,而可以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观察、体验都市生活的人。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经常使用本雅明的闲逛者意象来探讨城市经验、城市空间与审美现代性等问题。闲逛者意象为人们阅读和分析城市文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野。在后现代性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本雅明的闲逛者意象与消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关联性,特别在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视觉联系、视觉消费、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三刻拍案惊奇》韵文的用韵

文章穷尽性考察了《三拍》中近体诗用韵的情况,并参考了古体诗、词及假借材料,立足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比证《中原音韵》及《五方元音》,认为其用韵材料反映实际语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明末通语语音,其二是作者所操方言的语音,试图展示《三拍》作为一部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对北方官话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及其对《三拍》方言层次探讨的借鉴意义。     

试论《镜花缘》题材内容的三个特点及其意义——兼及仅以《镜花缘》为“才学小说”的偏颇

胡适论《镜花缘》题材内容特点实有三个方面:一女权,二俗弊,三才艺。鲁迅虽有承胡适之论,但总体归《镜花缘》为"才学小说",而致偏颇。《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女权主义小说,在世界女权主义文学和女权史上都应该"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其以"才学"为小说,既是时风使然,又是小说穷则思变的结果,而集中写知识女性的才艺生活,实亦别开生面,又新颖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