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兼论“都市小说”概念的界定

"都市小说"与现代都市相伴而生,它以"现代性"为精神内核,将不同类型的都市景观、生活、体验和都市文化囊括其中。中国文学的婚恋叙事传统在都市小说勃兴后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不管是海派作家的"声色"体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爱情与婚姻,抑或是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婚恋"都与时偕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味和都市色彩。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文学世界中的典雅与错乱--试析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异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文学中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衡之势,京派文学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表现出庄重典雅、含而不露的学院文风,海派文学则因较多异域文化的吸收、独特的地域限制,表现出喧嚣浮躁、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然而二者作为同时代文学流派,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下,二者或多或少的吸收传统文化甘露,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均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熏陶。     

论中国都市品格与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格:“现代小 …

中国现代都市发展中的中与西、内地与沿海的双重异质,带来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品格的复杂性,深刻地到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格,本文从文化视角考察了中国都市小说,重点探讨了海派文化与上海都市小说 ,京派文化与北平都市小说。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生命的体验和艺术的感悟——试论吴福辉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京派、海派文学研究的独创领域内,吴福辉的学术能力和价值真正得到了证明.这与他拥有上海、辽宁和北京三地的生命体验直接相关.<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已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的奠基著作之一.他的文学史研究在扎实开掘原始资料的前提下,文化视野宽大、多向度,注重文本细读,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他的文学、文化批评的书写极具个性,流动、曲折有致,是分析的,又是概括的,是历史的,也是美的.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看一粒粒萤火在前

本文为作者半生学术经历的自述.包括"自学"给他带来的"杂"和"正统",及日后经回炉获得的反叛.他敏感于现代市民性_、乡土性之间的文化失衡.所做京派、海派和都市文学研究,使学术与个人生命经验融合无间了.京海冲突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和自己的双重认知.虽深感1950年代学人的局限,却很难忘怀前有光亮诱引,后有"过客"声音的催促.     

京派的民族想象及人文意义——以沈从文为中心

京派在挤压的都市文明之外,为我们展示了淳朴的乡土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重构显示了京派另类"民族想象"的独异之处,表明了它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中的反叛。沈从文的创作分乡土抒情、都市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三部分,他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其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开掘标志了京派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但对于落后的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京派呈露了不合时宜的奢侈。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文化境遇。     

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重庆完全可以跟北京、上海并称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中心城市,但由于重庆的中心地位来自于政治的机缘,不是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作为中心城市,有着与京沪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如果说京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那么重庆就只能算是"异乡"了。它的这一"异乡"身份赋予了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从而与京沪形成互补关系。     

"寻根文学"的时代性局限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虽然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创造性的文化资源,但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思潮又十分明显地存在着某种时代的局限.这提示我们注意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论"白马湖文学现象"

长期被忽略或遮蔽在文学史视野之外的"白马湖文学现象",是发源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文化实践,在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聚合形成,而后又在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得以承传和发展,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平民启蒙主义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内核,质朴动人则构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启蒙精神与民间视野的变奏——张爱玲与杨绛戏剧比较论略

在戏剧结构、小人物的金钱与情欲的切入点选取、对新文学"人的文学"观的呼应上,上海沦陷时期的杨绛和1955年赴美的张爱玲在戏剧创作上多有相似.但在文学叙事格局、悲剧内涵理解、文学精神谱系与渊源等层面,二位女作家的剧作颇多差别.杨绛的剧作基于五四文学启蒙精神,在有限的创作格局中呈现了一代知识人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剧作继承近代以来市民文学精神,既叙以普遍人性悲剧,亦偏好书写小人物们的小小得意和小奸小坏.这呈现了海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路径,丰富了海派文学内涵.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

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新文学先驱们的救亡情结使得西方进化论的渐变思想发展成了近代中国"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思维".在这种新胜于旧、"后胜于今"的思维模式之下,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染上了浓重的激进色彩,其中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作家到作品,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我们都能感受到新文学激进昂扬的主旋.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程现象反观(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观念 ,成为了学术的基本权力。 2 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史学进程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向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嬗变演进 ,决定 2 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整体走向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 ,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当前文学理论教材写作困境及其出路

中国当代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写作现状不容乐观,其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由文学理论作为课程的合法性前提内含的,一是由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性难题引发的.要突破困境,除了认识上到位、技术操作难题的解决外,更重要的是文学理念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