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元代儒学书院刻书繁盛原因探究

地方官刻是元代官刻的主体,多由各路儒学书院付梓印行,因此,各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刻印的书籍数量最大、质量最高,在出版事业中担当重要角色。各路儒学和书院刻书之所以如此繁盛,主要有政府的支持与重视、经费的保障、广泛的内容来源和固定的销售市场、质量精、速度快等五个方面的原因。     

徽州刻书与徽派版画艺术探议

徽州刻书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盛于明中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为徽州刻书最为辉煌时期,至清中期渐渐衰微。徽派版画是源于徽州刻书中的插图艺术和墨谱,它由刻书和制墨的兴起、鼎盛、创新,逐渐形成独立的版画体系。徽派版画在我国版画艺术中,是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无论其镌刻之精、遗存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皆精于其它派别版画。     

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集团。藩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其中,出仕与归隐一直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的心结。他们在理想受挫、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之际,转而去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栖居,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抒发隐逸情怀的作品炽盛一时,从而形成了金莲川藩府文学清疏、放旷、淡雅的一脉审美风貌,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明季著名刻书家毛晋刻书述略

较之宋元,明代刻书地区、种类、内容,有进一步扩展;数量有更大增加;板式和刻印技术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其中私家刻书成就非小,贡献颇大。据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刻书者前后多达四百二十余家,以精刻著称于世者亦不下三十余家。其中尤以明季刻书多、质最精,历时久、流传广而名闻于世之著名刻书家毛晋最负盛名。     

试述以国子监为中心的宋代国家刻书业

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体系,这里仅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刻图书事业略加论述: 国子监是两宋时期的封建教育管理机构,国家最高学府,掌以经术教授诸生、荐送学生应举之事,同时又负责刊刻书籍等有关图书事务。国子监刻书校勘精,质量高,范围广,数量大,它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刻书中心。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明代以前的古籍校勘述略

本文论述了明代以前古籍校勘的沿革状况,总结了从先秦至明以前历代校勘的成就和特色。     

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     

明代西湖全景图的谱系

南宋以降,方志中开始出现表现西湖风光的全景地图。明代志书中的西湖全景图数量增加,无论是方志还是专志都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全景图。南宋西湖全景图对明代的全景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宋到明,记述西湖的志书在流传中互相借鉴,形成西湖全景图的诸多相似特征。与此同时,西湖全景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因文字记述不同,侧重点不同,开始出现示意图与胜景图的分途。     

明末“画本”的兴盛与市场

明末以后,有别于以往仅作为文字附属品的插图,以绘画为主体的纯画本开始大量刊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古人像赞》、《明状元图考》、《金陵图咏》、《唐诗画谱》等各个领域的画本实例。在中国, 插图本原被认为是通俗之作,多数书籍都仅以文字构成。因此,书籍中开始添加插图,后来甚至出现以绘画为主的书籍,这可说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这个转变确实可视为原本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雅”的书籍之通俗化。早期刊行的插图本,如元代的《全相平话》等,便是以通俗市场为取向的。然而,细察明末刊行的画本,则可见在当时版画技巧提升的背景下,出现了水平相当高的“雅”的作品。这些作品都锁定水平较高的读者市场而出版。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读者的定位上,相较于不借助绘画的帮助也能够鉴赏诗词的读者而言,《唐诗画谱》、《诗馀画谱》等可以说是较低层次的或以所谓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出版物。因此,对于明末的书籍市场而言,大众化(通俗化)与精英化(雅化)的两个层面都有考虑的必要。画本与此类在晚明出现的新兴读者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