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明赣州府刻《埤雅》版本述略

《埤雅》是北宋著名学者陆佃的一部仿《尔雅》著作,明清以来的《埤雅》版本较多。追本溯源,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明建文时期江西赣州府所刻《埤雅》。通过对古籍的搜集、整理,可以了解明代赣州府三次刊刻《埤雅》的大致情况以及与赣州府刻本渊源较深的其他地区刻本的情况。     

人性的浮出－－《金瓶梅》之西门庆新论

西门庆是明中后期自然人性泛滥的典型代表 ,因此有必要从人性的视角对他进行重新解读。为此本文引入了现代心理治疗中的一个概念———承载自然人性的原始生命力 ,以期解析西门庆现象及其悲剧。对其中原因的分析 ,有助于重新认识西门庆这个人物的历史意义所在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

金陵是明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在明中叶后持续繁荣,出现了很多同一姓氏的书坊主,形成了不同的家族刻书群落,如周姓、唐姓等。根据各家的载录与现存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宁夏历代碑铭辞赋用韵及其所反映的语音史、方音等问题探究——先秦魏晋南北朝部分

宁夏地区历代碑刻铭文和地方志文献非常丰富,为文学、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区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本文以《宁夏历代艺文集》所收录的韵文为基础,参考该地区的历代碑刻铭文和多种地方志文献,分析其中韵文材料的用韵情况,探讨韵文押韵所反映出来的语音史、方音等信息。重要的是,本文还根据古音学知识对这些传世材料进行了辨伪。这样的工作无疑会对宁夏地区历代典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新探

西门庆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与社会意义。他的一生活动主要集中在官场、情场与商场,又以商场为本,所以对金钱财富的追求成为他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取向。在追求这一切的过程中,其所作所为尽管为世人所不齿,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其采用的手段又从种种侧面体现了西门庆作为一个新兴商人的睿智和魄力。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李调元古籍编刻活动与文献学思想述略

李调元的古籍编刻活动贯穿于他的一生,包括访求珍本、编订成书、编撰大型丛书及后续的修订增补,为保存巴蜀文化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调元编刻古籍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四部齐备,还刊刻了几部大型丛书如《函海》《续函海》,编纂了《蜀雅》《全五代诗》等大型总集。他广泛收集有关历代巴蜀文献的资料,尤其是明人杨慎的著述,汇刻到《函海》中,才使得这些著作因《函海》而保存下来。他在文献的甑订与辨别上,非常注意可靠性与完整性,因而所编刻的古籍质量很高,是清代中期蜀中刻书的代表。所撰写的几十篇《函海》序跋,或考订作者,辨析版本,或纠正前人误说,补充内容,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反映了李调元的文献学思想。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