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代夔州府教育述论

明代夔州府，处于朝廷与蜀地联系的“中间地带”，形势险要。明廷为加强对川东夔州辖区的管理，以地方教育设施的重建为契机，辅之以书籍、图画的“颁赐”，将“中央之手”伸入地方社会。由此个案，可见国家与地方在教育事业中的动态关系。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略论明室宗藩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表现

明代的"藩禁"政策,将地方宗藩完全束缚于皇权的牢笼之中,使之沦为坐食宗禄的等闲阶层.其结果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地方宗藩们面对农民军的攻击,不是望风而逃便是束手就擒,不仅没有起到捍卫帝室之用,反而让朝廷背上沉重的包袱.     

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略论周敦颐圣学观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特色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圣学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诚＂为圣人之本,以＂无欲＂为学圣之要,坚持＂中正仁义而主静＂的价值观,开创了宋明理学＂学以至圣人之道＂的修道理路。其圣学观简明扼要,兼取释、道思想精华,具有促使儒学发展模式转向的历史作用。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试析方以智辩证"矛盾"概念的内涵及历史地位

在中国哲学史上 ,关于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极其丰富。但把“矛盾”作为一个概念明确使用 ,首推先秦思想家韩非。唐朝思想家刘禹锡突破了韩非形式逻辑意义的“矛盾”观念 ,第一次表述了“倚伏之矛盾”概念。在此基础上 ,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以直观形式第一次正面肯定了辩证的“矛盾”概念 ,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光辉思想 ,全面阐述了矛盾的辩证法 ,形成了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古代较为完备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辩证法发展史上应有一定地位。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活动的积极建议与实施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