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译介外国儿童文学再一次形成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做了系统的研究,重点考察了图书的译介数量、种类和出版情况,勾勒出90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概况,并剖析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译介特点。     

《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学》月刊作为30年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刊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体现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五四儿童文学对外来资源的融合与置换

五四儿童文学的发生受助于外国资源的译介与引入。儿童文学先驱并非生吞活剥地"横向移植"外国资源,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为:以"启蒙儿童"为诉求,译介教育儿童的文本资源;以中国想象为基点,扩容"儿童本位"的社会效应。外来他者的引入制导着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开掘,而注重思想显效性的取向则限制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审美性的艺术传达。     

游戏性:儿童文学不能忽视的特质

儿童文学的"游戏性"在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质,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涉及了较多的"游戏性",这值得中国儿童文学学习借鉴。中国有关儿童文学"游戏性"的理论也逐渐从模糊变得明朗,相信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会涌现出更多的"游戏性"。     

二十世纪前期外国儿童文学译介高潮初探--周氏兄弟之"赞助人因素"考察

20世纪前期,中国出现了一股外国儿童文学译介高潮,甚至还产生过安徒生热。这股高潮不仅使国人熟知了安徒生、格林兄弟、爱罗先珂等国外儿童文学名家及其作品,而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因篇幅限制,本文仅从“赞助人”视角切入,初步考察周氏兄弟是如何影响此次翻译活动的,进而使读者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复杂性,以及将翻译放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鲁迅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视角阐释翻译现象,依据特定的具体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考究鲁迅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指出鲁迅翻译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取材适应了当时中国"救救孩子"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汉语世界儿童的心理特征。     

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既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结果。现代儿童观这一思想资源的出场，为建构起现代的儿童文学观念及学术品格提供了先决条件，从而拓展了文学范畴及人学的内涵。基于“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特性，儿童文学内蕴的双栖性制导了并非一致的学术化发展路向，思想上的“为儿童”与艺术上的“去教化”使其深陷“纯化”与“泛化”的逻辑怪圈之中。在向外译介、向内整理的一体化体系中，内外两种思想资源互为他者，并汇聚为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复合性学术资源，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汉译谈起

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外来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大量译介的同时,应当注意译本的质量。从儿童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的传输等三方面看来,有必要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引入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几个中译本中的语言使用、翻译选材以及文化传输等三方面来考证,译者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有其重要性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

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2 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 ,集中到一点 ,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 ,到 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再到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 ,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 ,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学派”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虽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但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近30年来的学术积淀，为它最终培育成为一个儿童文学学派提供了可能性。从学派培育的角度看，该学科今后应该把握和处理好理论上的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团队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儿童文学翻译标准的构建

儿童文学翻译标准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衡量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但是较之于市场上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衡量标准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以佐哈尔·沙维特提出的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两条原则为指导,在此基础上阐发、细化、构建出更加具体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儿童文学翻译标准.     

目的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文章旨在探讨目的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问题。通过论证发现,目的论不宜被直接＂拿来＂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必须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方法。文章认为：首先,目的论可以用于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但不可以用作儿童文学的TQA标准;其次,目的论必须与文本类型相结合才能用来指导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从规范视角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本为例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欧美家喻户晓,尤以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为成功,其译作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是紧密相关的。以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典型的策略进行分析,找寻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     

儿童诗：为孩子种梦

从儿童文学中选出诗这种最具艺术魅力的文体探讨了本届大会的主题。笔者认为：人生在世离不开精神的支撑,需要梦想的激励,需要希望的指引。为孩子种梦,放飞孩子的梦想,点燃孩子的希望,对儿童健康成长,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明天都有重大的意义,儿童诗的艺术魅力,吸引并滋润着儿童的心灵,促进他们茁壮健康成长,值得全社会协同作战。用文学为孩子们种梦,是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世界童话名篇。文章通过比较周作人1909年的译本和巴金1942年的译本,从语言形式、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来考察两译本的特点,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此体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     

儿童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翻译

文章着重探讨儿童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翻译,旨在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提高译文质量,更好地发挥景物描写对儿童认知的积极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儿童文学中的景物描写翻译应以目的论为指导,重视读者,不仅应在感情色彩、逻辑关系、词义方面达到准确,还应通过色彩、声音和修辞手段,使译文达到生动准确。     

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

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只有当儿童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功能，对儿童的生存理解具有卓越性的意义。儿童文化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