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西方共和主义复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的复兴被视为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意外事件＂,以自由主义批评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共和主义,在坚持传统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等议题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从政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两个视角来分析现代共和主义的主要内涵,从中汲取有益要素,相应调动我国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相结合,诠释了"话语民主"理论,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这种第三种民主模式——程序主义民主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的双重超越;尽管其诠释存在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被质疑其可操作性但其建设性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内核,同时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福利思想。新自由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基本出发点,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进行批判,反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思想,以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开始实施。     

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 ,主张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混合均衡政体观以及公民美德观。其理论特色包括 :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原则、相互性原则、积极行动原则。探讨古典共和主义 ,对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意识形态

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萌发于城市 ,城市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新的政治思想在城市中形成。城市意识形态由市民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组成。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 ,并将功利主义引入世界观。共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政治独立和自治共和。城市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学说史上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人制思想、共和制思想、公共权力思想等都与城市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有渊源关系。     

公民身份与民主陀螺——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但如何使之良性运转起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身份议题的回归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自由、宪政共和国、积极参与、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这种融会贯通、深思熟虑的理解,对于克服过分强调消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势民主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改善国人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强健运转起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马基雅维里的自由观对反腐败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自由表达了共和主义的自由理念,它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是干涉的阙如,而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人摆脱奴役和支配,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中才能避免因权力腐败而导致的支配和奴役,这种思想对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还是差异性共存——基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设是基于国家与公民新型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构成现代政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决定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发展趋势.一种是基于权利平等的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另一种是基于美德和参与的多样化公民资格,两种观点的争论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两大思潮的争锋,前者凸现了权利解放,有助于解释消极公民的自由观,后者强调了政治义务,更有助于解释积极的公民观.二者是一种对立还是一种补充关系,学界争论不休.公民资格是一个与国家边界紧密相关的政治概念,在一个国家交往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何种公民资格更具有解释力成为一个理论前沿问题,底线公民资格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政治哲学视域中共同体概念的嬗变

从古希腊到近代,政治共同体一直是政治哲学关注的主题。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被置于这样的共同体之中讨论和阐述,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也倚重于这样的共同体。然而这样的共同体旨在解决人们的政治权利、政治自由、政治正义、政治平等,其实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社会权利、社会平等等问题,马克思的共同体范式转向——政治共同体转向社会共同体,为解决社会正义、平等和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方传媒政策的范式迁移与重建：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两大旨趣相异却又相互纠缠的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范式和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前者强调传媒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主张国家和政府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后者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主张积极的传媒政策。两种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机制缺陷和政治风险,在当下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公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个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但历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共和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的探索,传媒政策范式的重建依然难脱困境。因此,面对当前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改革的迫切性,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为自由主义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