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双希”传统的哲学思考

分析了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双希”因素及其与西方文明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分析认为：研究西方文明的历史必须追溯其根脉,探究西方文明演化过程应始于对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希伯来精神代表了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宗教渊源,而希腊精神展示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人文主义的基础;将“双希文明”互动关系的进程置于历史演变和文明交替的宏观框架中,以哲学思维的视野对其进行观照才能深入勾画出西方文明发展的本质。     

从《喜福会》看中国式的“慈”与“孝”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古老神秘的中华传统文化,让他们认识了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作品中着力体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慈”与“孝”,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东方文明文化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中西法治传统的比较研究——以伦理学为视角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作为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对于东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大文明的法治传统基本上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伦理学角度来探寻中西法治传统时我们必然回溯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家国同构”的亲属社会和“家国分离”的市民社会、“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在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型构了两种不同的法治传统。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法天象地”与“以人为本”哲学和美学设计思想探析

中国传统设计思想是通过综合分析方法实践的“法天象地”的设计美学哲学,与西方“以人为本”的传统设计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同的根源,二者在解决艺术设计问题时也遵循着不同的原则和标准.本文试图探寻两种设计文化体系的主要发展过程和解决艺术设计问题的不同方法,进而分析中、西方艺术设计语言形式的异质特征,总结我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优势,提出“法天象地”及其美学哲学中“游”的特质是中国特色设计文化的基础.     

永恒的“俄底浦斯”之梦——论西方文学中的“弑父”主题

“弑父”主题在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本文从叙述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在父系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弑父”主题的不同表现。指出西方父系文化中“父”与“子”、“弑父”与“崇父”、民主与专制相互斗争又并存的传统。     

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孔子“道”与“学”思想发微

孔子“道学相即”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致思取向,形成了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西方科学“道学相离”的思想使西方科学昌明,却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道学相即”与“道学相离”源于东西方哲学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二者的结合将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目标。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２１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试析世界神话中人神关系和生死命运观命题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都出现过关于人类寻求长生之术,关于死亡与再生及关于命运祸福的故事,这些神话大多体现了早期人类对于生的向往和对于死的恐惧,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这些神话中引发了人类关于人与神祗关系和生死命运观念的思考。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灶神神话研究补说

袁珂先生曾证蟑螂是灶神 ,本文作支持补说。一 ,灶鸡成神于前 ,蟑螂与蝉后补。二 ,三虫成灶神的原因 :生物习性 ,人的祝愿 ,语言趣变。三 ,对灶神谱系及所有歧说作全面疏通 ,再现灶神神话网络。四 ,语言因素对神话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安顺屯堡人的汪公信仰建构

生活在贵州安顺的屯堡人,日常生活中敬奉从徽州传入的地方神汪华。汪华从徽州地方官发展为家族神,发展成护佑徽州、安顺两地百姓的神祗,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汪公信仰构成屯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屯堡人区别周边其他族群的文化因子。抬汪公活动成为屯堡人的凝聚和动员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     

土族山神崇拜

土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山神崇拜在土族的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对土族山神崇拜的祭祀活动、源流和特点做了探讨。     

太阳神鸟金饰与中国审美心理

太阳神鸟金饰于2005年被确立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它体现出中华先民在早期生产中形成的阳鸟崇拜、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念、意象交融的审美创造和圆融和谐的生命理想。这四个构成要素符合中华民族持续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审美心理,并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中国古代的井神信仰

井神信仰起源于商周时期的水井崇拜。西汉时期,井神被国家列入"五祀",此后时废时立。在民间,井神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奉。井神的形象复杂多变,有士大夫、女神、童子、龙王等多种形象。井神的职责也逐渐扩大,不仅仅限于管理井水。有很多关于井神的民俗,有些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屈原时代的夏人农业之神——《屈诗释读与夏人神话还原性重构》论文之一

如把鲧神话在西周和屈原所在的时代楚国的神性还原重构，可见他与埃及大神奥赛里斯具有类似的神性和故事关目，他是农业神、土地神、植物神、太阳神，有以农业为核心的许多贡献，有农业神都有死亡和复活的关目，以及成为冥府之神的结局。     

析民间司财神祇的产生经过

财神是我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神祇。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摈弃了随乡而立的乡土小财神,形成了比干、赵公明、关羽等真正意义上的三大财神。财神的产生绝非某些表层的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主体的心理需求是这种信仰产生的原初动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谓是外部助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成了财神信仰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