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简册与龟册辨

讲起“典册”,人们马上就联想到,这是—种由竹简编联而成的集合体。“典”这个字,篆文的形态为“册在兀上”(《说文》),甲骨文的形态系双手捧册,可见其原始含意应是受到重视的册。上古的文字,附加成份多一些或少一些都无所谓,所以,“典”、“册”两个字最初很可能就是一个“册”字。关于“册”字的解释,唐代贾公彦在《仪礼·疏》中说:“简据一片而言,册是连编之称。”宋代程大昌讲得更加简洁:“联简成册”(《演繁露》)。言下之意,凡是典册都是编简而成的简册。     

简册文是商周文字使用主体小考

从研究商周文字与载体关系切入，根据古辞书释解、古文献记载，利用出土甲骨文、金文考古验证，揭示了简册文是商周文字的使用主体这一象征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社会历史现象     

西周册命礼的"右者"并非"摈"或"傧"

西周册命礼的"右者"是为协助受命者行礼而设置的,与三礼等古文献中"摈"与"傧"的职责绝不相同.古文献的"傧"字孳乳于甲骨文中的"宾",与"摈"的含义不同.从文字结构方面分析,甲骨文、金文中的"右"与"宾"并非同源,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所以不能等同视之.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所见“五邑”新探

西周中晚期册命金文中的"五邑"并非"五个邑",而是一座位于岐周东面漆水流域的城邑。"五邑"建制有三:一是军事统帅太师、师及辅助管理军事人员走马、驭人的官员;二是行政官员邑人及管理甸人、水利设施的官员;三是以祝为代表的神事官员。三类官员以太师、师为核心领导者,其下属或行政官员一般由太师、师举荐。西周中晚期"五邑"既可加强岐周、丰镐军事防御,又是西周重要农业区。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王若曰”新考

“王若曰”是先秦典籍和金文材料中比较常见的词语。对该词语的释义，目前仍未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对金文、简牍和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资料进行考察和梳理，可知“王若曰”不是王一般的谈话，而主要是指王命，语感在强调其庄严性。此外，学者以往举出的殷墟甲骨文中“王若曰”的例证并不可靠，从现有材料来看，“王若曰”可能是周人的说法。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西周金文历谱,是多位学者反复研究、讨论的一项成果。历谱编竣之后,又出现了两件铭文历日可供稽考的青铜器:一是周厉王十六年的成钟,二是周共王十六年的士山盘,它们都能顺利排入西周金文历谱中。     

先秦编辑考

1 编辑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书籍的产生和发展。换言之,编辑是随书籍的产生而产生的。先秦时期,纸还没有发明,书籍的形式是简册,即把字刻或写在竹或木制的小条上,然后再用绳“编”结而成。“编辑”一词中的“编”即源于此。因古代的编辑们所接触的书是竹木为之的简册,而简册是须经刀削火烤才能形成的。所以,古代的编辑被称为“编削”。     

金文书法与商周社会文化

由于金文书法所处的特殊地位,金文书法的风格在演变过程中直接受到了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周社会文化的演进。金文书法的风格特点充分体现出了当时的人文性格,其中商代书风较自由,西周时作品较规范典雅,春秋战国时较开放而最具丰富的地域特色,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性格都表现出互为关联特点。     

“分陕而治”说再认识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西周春秋狱讼制度三题

西周春秋狱讼中的"要",又称"要辞",指记录狱辞的狱讼文书。西周春秋狱讼有"合要"制度,指将"要契"剖为两半,命狱讼双方各书狱辞于其上,再将两半考合,以对验狱辞。《论语·颜渊》"片言折狱"的"片言"即指半片"要契"所书狱讼一方之单辞。西周春秋狱讼有"代坐"制度。从西周金文看,代坐分为属吏代坐和子弟代坐两种。贵族虽不亲自坐狱,但是是否命他人代坐,则根据狱讼情况而定。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春秋的狱讼由"司寇""士"等专门职官负责,但是从西周金文看,西周狱讼并无专官管理,审断狱讼由争讼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权威之人进行,这些人并不固定,往往是争讼双方的上级或周天子、太子、执政大臣等地位较高之人。     

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初探

西周金文是最早的成系统的汉民族语书面语之一,它保持着当时的语言原貌,是探索上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最真实、最宝贵的语料。汉语虚词的广泛应用,是促使语法变化的重要条件。通过对商周出土文献中“来”、“于”、“即”、“以”、“及”、“眔”的意义与功能的梳理,确认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过程导源于连动结构,证明上古汉语动词虚化始于商周之际。     

商周时期的简册、书牍及其内容、功能与文学史意义

商周时代,存在着简牍、甲骨、青铜器、玉石、缣帛、陶器等众多书写载体。这些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形态,而不是依次替代的关系。简册、书牍是当时最主要、最普遍的传播媒介,广泛地应用于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诰令文书、历史记载、占卜祝祷、刑法契约、户籍地图、诗歌、书籍等均可载录。甲骨卜辞只是商周时期众多文体中的一类,并不能完全反映和代表商代散文的发展水平,也不能看作中国散文的最初形态。     

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天命线索

心性论发源于原始宗教,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初,而西周的天命观则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天命依据（此即“德命观”）。周人的立国叙事中隐含着其天命观的两个重要分支：一为文、武受命,为“人为论”之渊薮;一为太王、王季受命,为“天意论”之理论根源。两者均承认天命的道德性,信奉善恶报应,坚持德福一致;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善或作恶取决于人自身,而后者则认为心性的善恶由天而定。但自西周晚期起,“人为论”逐步沉寂,“天意论”日渐兴起。“天意论”的理论延伸是为“命定论”,孔子的天命观可为其代表,不过,孔子“圣人”神话的破灭却促使儒家德命观向“时命观”转化,而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因此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藩篱,进而获得独立性与自足性。     

西周金文形容词的句法功能

对西周金文形容词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西周金文中形容词可以分布在定语、状语、谓语和补语的位置上。西周金文中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一般修饰单音节的中心语,双音节形容词一般修饰双音节中心语。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一般修饰单音节动词;复音节形容词可以位于句首作状语,也可以位于句中作状语,其语义指向都没有偏离所修饰的成分。西周金文中形容词一般单独作谓语,两个形容词联合作谓语是个别现象。而形容词作补语的只有一例,这说明西周金文中形容词作补语处在萌芽阶段,可以论断西周时期形容词的结构方式发生质变的同时,其语法功能也发生了质变。     

西周金文中的抽象名词

西周金文中凡有56个抽象名词,据词义相关性可归纳概括为福禄类、生命类、天命天神类、休咎类、社会礼制类五大类别。从出现频率看,西周金文中抽象名词的个体数量已颇为可观,但除个别词外,出现频率普遍不高。时间分布则以西周晚期居多,大体可知此类名词出现偏晚。组合方面,此类名词普遍前有修饰语,或为形容性成分,或为指代性成分,或为两者的叠加形式。句法功能方面,此类名词基本都出现于宾语部分,其前动词或为祈求义类,或为赐予义类,或为称颂义类,或为遵循义类,或为治理义类,均与各类名词的词义密切相关。从语言反映文化的角度,西周金文抽象名词的梳理亦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窥探西周时期的社会价值观。     

商周金文量词特点略说

文章主要研究了金文量词的特点,认为金文量词有如下特点:1.商周金文见证了原身量词的发展、转化与衰落的过程;2.商周金文存在不同事物共享一个量词而所代表的数量不同的情形;3.商周金文数量组合形式仍在规范过程中;4.名词的量词已开始由名词后向名词前移动;5.名词性较强的量词向典型性量词发展的趋势.此外,论文还讨论了与量洲有关的"再"、"两"、"铃"等字的用法问题.     

西周趋向动词的类型学考察?

文章以周原甲骨、西周金文和《诗经》的趋向动词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统计。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中的趋向动词与《诗经》趋向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相同的,当时民族共同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时,《诗经》趋向动词的语法功能明显比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趋向动词更为丰富且灵活。《诗经》语言反映的是周代民族共同语,其深受商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周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则是周民族语言的典型代表。西周趋向动词可与其它动词构成连动式,能带宾语,但不带宾语的情况更为常见。趋向连动式仍以趋向动词位于其它动词之前为主,位于其它动词之后的仅一见。     

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记述了秦南郡境内以及北经南阳郡以趋颍川郡、三川郡部分地区的水上和陆地道路里程。其中关于"阳"的地名值得重视。依据《史记》相关记载,曹参等人攻取的阳城,应在犨、宛两地之间,而《里程简册》所记阳县,正在这一区间之内。因此有理由推测,阳县与《史记》中的阳城很可能是同一地点,秦南阳郡只有阳县而没有阳城。里程简册有关阳县的这一直接记载,可以订正秦县研究中长久以来沿袭的一个错误,也附带解决了有关陈胜故里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