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册职官与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

作册,是商周之际一个重要的文化类职官。探讨作册职官的性质及其职掌的嬗变,对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册职官的考察,就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问题作一次试探。     

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

二十多年来,书籍史与出版史界一再宣称战国以前没有简书,而在前辈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考证的结果表明,殷商与西周有简册。从商卜辞“册”字字义考察其字形,可知“一长一短,两编”为商代册命的专用简册。到汉代,“一长一短,两编”仍旧是策书的专用简册,不用于诏书或其它天子命令。考察西周金文所记册命具体过程,可知册命书于简册无疑。不论西周东周,册命的原件都是简书,不是金文。考古所见金文中册命,其实是受命者自己将册命文书从简册“追录”到彝器上的。简册是华夏先民的专业传播工具,以高效而价廉之优异品质,长期独步于世。最初,简册与汉字一样主要是治国的工具。维护统一国家,非有简册不可。     

“分陕而治”说再认识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新造邦”与西周“作新民”的思想维新路线

在对殷周社会的历史反思基础上,周人清醒地认识到西周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国家形态的充满生机的“新造邦”(《尚书·君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造邦”之“新”是一种维新体系,既包括思想观念的天命之新,也包括社会形态的邦国之新。“新造邦”理念体现了西周初年政治家们的政治自信,也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忧患意识和紧张心态。变革维新是西周初年的思想和文化潮流,“新造邦”是一个过程,需要对殷商移民进行思想改造,更需要富有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周代“新民”。“作新民”(《尚书·康诰》)是与“造新邦”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也是“新造邦”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石。以“新造邦”与“作新民”为代表的求新精神,标志着西周哲学的理性苏醒和思想黎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朴素的人道思想是西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     

作册艺鬲铭文简释

<作册艺鬲>铭文之书法特点可证为西周晚期,时代约当厉、宣时期.作册职官于西周晚期非但未曾"消失",而且权力尚重.此铭反映出西周晚期礼崩乐坏的某些情况.     

春秋时期鲁国公臣职官管理制度探究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国的政治独立性逐渐增强,鲁国为提高自身的争霸实力,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统治管理。春秋时期鲁国公臣职官制度作为其政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春秋时期鲁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借鉴古籍资料及现有研究成果,在考查西周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周政治制度对鲁国官职制度的影响,春秋时期鲁国的公臣职官构成体系及鲁国公臣职官管理制度等春秋鲁国的公臣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探究。     

士的演进与商周文化的转型

商周文化的转型,士的使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殷对夏之“众士”的使用,保证了夏商文化的延续。西周吸收“殷不用旧”的历史教训,对殷之“多士”进行改造,强化了对周士的培养、选拔和任命,不仅使得商周文化发生转型,而且在此认识上所形成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强化了周的贵族共和体制。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论先秦令书

先秦令书是先秦统治阶层发号施令时使用的一种公文书。有的先秦令书是由统治者直接下发的,而有的则是统治者以天、帝的名义发布,但无论何种形式下发的令书,如有违犯受到的惩罚都是相同的。殷商甲骨卜辞所载的令书为目前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令书实物。"令"与"命"是先秦令书的代字,不过令字的使用早于命字,而且,令字起初在殷商时只用于命令之意,至西周时才开始利用令书进行赏赐和册封。秦统一后改命为制、令为诏,先秦令书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商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及其主要形式

本文根据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殷商时期文化区间交流、传播及其形式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殷商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不仅推动古代社会向前发展,而且奠定了商周以后中国古典文明的基础.     

商周至上神之比较——兼论商周之际的文化变革

殷商、西周人都有至上神信仰.本文从权能、神人关系、道德属性三个方面对他们的至上神进行比较,说明在前轴心时代的商周嬗替之际华夏主体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历史因此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

职官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由简到繁,逐步完善的。关于西周的职官制度,从汉代以来的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大都偏于职官的名称和职掌的考证,而对它的演变,论述不多。有感于此,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古文字考释二则

陕西周原考古队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窑藏发掘简报》中说: “这批铜器中,不少铭文中带有(?)字样,我们认为:这是这一家族的徽号,这个徽号中的册册,可能是标志这一家族官职的符号。”①说“册册”是这一家族的职官符号,我认为是对的。但是,《简报》没有提及(?)的意义。唐兰同志说:“(墙的祖父)从祖庙里分出来,自立新宗,所以开始使用‘(?)(样)册’这个氏族称号,以官为氏。”②在这里,(?)被隶定为样,但仍然没有解释它的含义。裘锡圭同志说:“(这个族徽)表示他家世袭作册的职务。作册就是史官。武王命史墙     

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初探

西周金文是最早的成系统的汉民族语书面语之一,它保持着当时的语言原貌,是探索上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最真实、最宝贵的语料。汉语虚词的广泛应用,是促使语法变化的重要条件。通过对商周出土文献中“来”、“于”、“即”、“以”、“及”、“眔”的意义与功能的梳理,确认西周金文动词语法化过程导源于连动结构,证明上古汉语动词虚化始于商周之际。     

传统军礼的萌芽、演进与初步成型

中国古代军礼的渊源可追溯至远古洪荒时期,至少在黄帝时已有“命将”“振旅”等仪,后历经尧舜直到夏末,此为传统军礼漫长的萌芽时期。殷商时,军礼的五个项目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大师之礼”的“告庙”“谋伐”“册命”“迁木主”“逆旅”“献俘”等均见于甲骨。周承殷制,“大师礼”的部分项目（“谋伐”“册命”等）及“大蒐礼”与殷代类似,它如“告庙”有“类祭”、“振旅”有“丧迎”皆其所异。要之,周代军礼的各种仪式渐趋成熟,每个项目基本都配有一套完整的仪注,传统军礼至此已大体成型。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再释“余（予）一人”

＂余（予）一人＂是殷商、西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常见的君王自称语。＂一人＂原为数量词,而后语义转移,在殷商时期专指国家最高统治者,具体的语用涵义取决于语境。西周春秋汉语中＂一人＂所指泛化,且＂我一人＂、＂余（予）一人＂交替使用,说明＂余（予）一人＂不是固定语,与＂一人＂连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具有时代性。春秋时期诸侯、君王自称＂余（予）一人＂是使用古语现象。     

论秦被封为诸侯的特殊性

从文献资料分析,周王室并没有通过册命礼正式封秦为诸侯,而只是以“誓”这种特殊的形式许诺秦为诸侯。秦在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有强烈的天命思想。秦立畸祭天帝和天命思想的结合是秦的国家起源论,周王室的许诺是次要的。秦被封为诸侯的特殊性也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的周秦关系中,秦占有更大的主动性。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朕”的指称和语用功能考察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朕"主要用于殷商、西周汉语中,可以指代任何说话人。殷商汉语中的"朕"只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没有谦敬等语用功能;西周汉语中的"朕"具有了表尊敬义的语用功能。语境在"朕"语用涵义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西周汉语中的"朕+称谓+名字"模式对战国汉语仍有影响。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