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权力比较

美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分权化理念、边界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下级、层级扁平式、运行方向双向化、中心多元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集权化理念、边界非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上级、层级金字塔化、运行方向单向化、中心单一化等特征.因此,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可以辨证地借鉴学习美国地方治理权力的某些特征,以提升中国地方治理权力运行效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政治领导层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在不同时期特点不同。政治领导层的执政理念、权威、政治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加强对此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的选择

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企业制度的微观安排,国际上通常分为英美和德日两种模式。虽然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两种模式存在差异,但基于相同的治理原则,本文将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和借鉴,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做出初步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与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治理"模式存在多元治理目标差异和权责边界模糊性等内在缺陷.由于权利的交叠性和扩张性,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和法治的滞后性以及治理主体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在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权利冲突;主体的多元和边界的模糊又使治理过程中主体责任难以明确,结果导致"治理失灵".政府拥有比其它治理主体更大的公共性和能力,构建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模式是走出"治理失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共产党的和谐执政

中国共产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需要通过和谐执政来实现。和谐执政是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为前提的新的执政理念与方略,其基本内涵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终端价值,将和谐理念融入执政过程中,使执政过程呈现协调性、有序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关系和谐是和谐执政的核心;方法和谐是和谐执政的关键;动态和谐是和谐执政的根本特征。坚持和谐执政的新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党组织引领国有企业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制度安排

与现代企业制度所面对的“普通”公司不同,基于投资主体性质和多元的企业目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治理应当充分彰显出“个性”。如果将改革举措仅着眼于营利性与公益性的技术衡平之上,国有企业运营仍面临较多现实障碍,难以从根源上汲取发展动力。从客观事实、目标调和、制度衔接的角度,党组织引领国有企业治理具备充足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操作经验。未来,党组织在引领国有企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企业目标的充分协调、强化党组织法定的治理地位、厘清治理行为内容的内涵外延、清楚划定责任范围的边界,以此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公司制度变迁与新企业治理概览

过去20多年中,公司治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人力资本相对于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尤为显著。本文运用由杨小凯(Yang)与黄有光(Ng)提出并倡导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公司治理,并为当前已经发生的治理实践变迁提供了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