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回顾与展望

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上曲折发展,成绩斐然。改革开放后,无线电管理立法指导思想从“少设、严管”调整到为经济建设服务后,无线电管理立法稳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无线电管理法规体系,无线电管理立法呈现出三大特点。针对无线电管理立法中存在的不足,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工作的对策建议：①尽快完成《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工作;②制定《无线电管制规定》实施细则;③出台关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司法解释;④加紧修订无线电管理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问题研究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四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作了修改。然而,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而停止。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识,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规定加以探讨,以期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进一步完善能有所裨益。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构成要件新探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修改,扩大了适用范围,降低了入罪条件,对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意义重大。为了进一步发挥刑法的惩罚功能,建议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设立危险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醉驾”的简单评析

围绕着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以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国外理论探讨和法律规定,区分不同情况论述了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并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对于“醉驾”法律规制的不足和问题,论述了“醉驾”独立成罪的必要,就“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纵观世界各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刑法保护一直是薄弱环节。加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既有利于维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利益,又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实现,也是中国加入WTO所必需。我国《刑法》第219条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单列为一个罪名,反映出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的坚定决心。该罪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目前,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增强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完善《刑法》第219条;严格执法,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笫7条针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频谱和轨道资源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 在国际层面通过国际电信联盟的国际合作管理机制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 其依据是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各国共同制定的《无线电规则》。各国对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的权利是具有一定优先权的使用权, 这类资源具有国家不得对其主张主权或据为己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理、各国人民公平地分享资源、为和平目的使用的特征, 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空间商业化趋势带来的卫星及其所用频率和轨道位置跨国转让的问题, 呼吁资源分配的国际机制的改革, 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各国资源需求的平衡。     

论我国刑法中威胁航空安全罪之设立——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威胁犯罪为视角

《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细化规制了威胁航空安全罪，体现了风险社会背景下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当代刑法思潮。近年来威胁航空安全行为在我国频繁发生，对飞行安全形成了现实的危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威胁航空安全罪，对这类航空犯罪的处罚存在漏洞。基于对航空安全法益的保护和中国刑法国际化发展趋势的考虑，增设威胁航空安全罪具有必要性，从刑法理论关于行为概念和功能的界定角度分析，理论上具备增设威胁航空安全罪的可行性。应当在我国刑法第291条第2款之后增加 “威胁航空安全罪”，以实现履行国际航空安保公约规定的义务和合理而有效预防和惩治威胁航空安全犯罪以保障航空安全。     

论我国刑法第333条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333条第2款关于转化犯的规定只是针对强迫卖血罪而言,而并不是针对非法组织卖血罪。上述强迫卖血罪转化犯的规定明显存在缺陷: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33条与第234条的法定刑未能很好的协调;第二,刑法第333条第2款只规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刑法第234条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强迫卖血致使他人死亡的,却未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应该对我国刑法第333条进行修改和完善。     

律师伪证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一直面临着悖逆民心的困境，但其原因并非实体内容不公正，而是欠缺程序上的合理限制，由此导致它沦为检察机关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将律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前提，把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处分或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行政处罚作为刑事诉讼的实体性前提，并限制刑事侦查的调查范围，可以合理地限制检察机关的偏见和恣意，带领该规定走出当前的困境。     

对我国刑法第343条之思考——非法采矿罪与破坏性采矿罪立法之修改建议

我国刑法第343条对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做了规定,为打击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其在罪状及法定刑设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两罪界限不清,引起理论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司法实践上的模糊,建议应对该法条进行适当的修改.     

论辩护律师保密特权的范围

确定辩护律师保密特权的范围,首先应当确定委托人与律师交流的内容是否与委托人有关,与委托人有关一般情况下即为律师保密特权的内容。同时,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利益,需要对律师保密特权设置例外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6条和第40条为律师保密特权设置了两方面重要的例外规定。律师保密特权还应当有以下四方面的例外规定：委托人可能判处死刑时诉讼上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委托人无罪的信息,委托人一方行贿法官、检察官的信息,委托人为实施犯罪而与律师交流的信息。     

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污染环境罪规定的理解与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做了重要修改, 将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 使得污染环境罪刑法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修改犯罪客观要件, 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 扩大了刑事追究范围, 这都有助于更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及该罪主观罪过的合理区分等问题, 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加以明确。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问题探讨

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犯罪的停止形态与犯罪的完成形态两概念之间的区别;多数学者认为,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存在未遂形态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还是刑法第277条第4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均不存在未遂形态,都是只有既遂形态。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前科制度对于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影响重大,具有各种法定效应和非法定效应,对其改过自新有消极作用.但是我国刑法至今还没有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尤其是我国延续至今的“羞辱刑”传统影响很深.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确立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制度,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95条也相应提出了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犯轻罪记录予以封存.我国应当以此为契机更进一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是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增设了袭警罪。袭警罪的增设，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暴力袭警行为主要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为暴力袭警行为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后，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立足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在具体理解适用袭警罪时需要注意的是，其行为方式"暴力袭击"，应突出人身要素，应将其解释为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施加的有形强制力，既包括直接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也包括通过其他物体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但不包括不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和"软暴力"；其行为对象"人民警察"，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法秩序统一，应当立足当前警察执法实践从职务而非身份的视角进行认定，除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外，正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警务辅助人员也应当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其限制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从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扩张解释，将依法处于与执行职务行为密切关联的状态也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其加重处罚条件，需要按同类解释原理认定兜底性手段，并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实质限缩。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后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对暴力袭警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十分关键。从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看，新增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别条款（《刑法》第277条第5款）优于一般条款（《刑法》第277条第1款）的规则处理。此外，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劫、抢夺人民警察佩带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导致人民警察出现伤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有可能会触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等规则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