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明确了从宋明陆王学直到乾嘉时期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其中认为＂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表明全祖望在浙东学术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文章试从分析全氏经史学术研究的具体成就及其对乾嘉学术风气转移之具体影响的多维角度,来证明其在浙东学术史乃至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     

“随时撰述以究大道”——论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文章联系浙东学术的演变对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加以阐发.章学诚以一系列深邃的命题表达了富有近代意识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     

朱陆之辨在清初的延续——由《明史》"道学传"引发的争议

论及清初学术,学界多以对理学的批判为起点,实际上,理学在清初仍然是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学术形态.康熙朝纂修<明史>时,因徐乾学兄弟条陈<修史条议>主张设立"道学传"而引发一场大的争议.此场争议实际上是朱陆之辨在清初的继续.宗朱学的张烈反对设置<道学传>,并将王阳明与陆九渊联系起来,视"陆王学"为一体加以批判;宗王学的毛奇龄则据理力争,对王烈所言"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诸问题进行逐条辨析;而黄宗羲也移书史馆加入争议,主张"一切总归儒林",试图调融朱学与王学.这场争议实际上是论辨各方对自己学术主张的申论,同时亦有争夺话语权的意味.由于引发争议,史馆最终决定不设<道学传>.     

"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讨会"综述

5月24日,<中山大学学报>和<云梦学刊>在中山大学联合主办"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讨会".来自<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报>、<学术界>、<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开放时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理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馯臂子弓和楚国易学的传入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记载的自孔子开始的传易系统,尽管前人对此有很多的争议,然而它们都提到了楚人馯臂子弓,因此易学之传入楚国,馯臂子弓是关键的人物.馯臂子弓就是<荀子>中提到而非常尊崇的子弓,子弓并不是仲弓,也应该不是朱张,但有待考证.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王韬《法国志略》史学思想析论

<法国志略>是王韬撰著的反映法国历史盛衰变化的史学名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首先,从初撰本和重订本的对比中,王韬撰著<法国志略>前后编撰思想变化较大,初撰本<法国志略>重地理,轻史实,而<重订法国志略>十分重视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内容上不仅更加丰富,更具学术价值,而且体裁、体例更符合史书的要求.其次,<法国志略>的历史盛衰意识甚为突出,王韬从中西历史的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的盛衰正可以作为中国的"殷鉴",这是对传统史学历史盛衰意识的发展.最后,<法国志略>在介绍法国制度、文化方面富有特色,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先进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

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是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家意见不一。分期应该坚持本体论和简单化原则,可分为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     

作为修辞的历史——论渡也的咏史诗

从话语修辞的视角看,渡也的咏史诗可以分为三大类:转喻型咏史诗、隐喻型咏史诗和反讽型咏史诗。转喻型咏史诗可以分为深层隐喻性转喻型和表层隐喻性转喻型。前者是转喻在表层话语中占支配地位,深层原型与表层叙事形成了隐喻关系;后者是部分诗节或意象凸显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与诗歌形成隐喻关系。隐喻型咏史诗包括比兴式隐喻型和拟人式隐喻型。反讽与隐喻话语都具有双重意义,但隐喻注重的是两层意义的统一,反讽看重的是双重意义之间的对立。渡也创造反讽诗歌的方式很多,有言语反讽、语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拟反讽等。诗歌修辞的目的在于意义建构,渡也以多种话语修辞创造了丰富的意义空间。     

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遮蔽到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历史的解蔽

在历史问题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别作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由于黑格尔的综合与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方法脱离实践,在历史问题上均落入了意识形态陷阱,不自觉的作了历史的辩护士。马克思以分工为线索解蔽了历史之谜,把人类发展史的嬗变与作为人类外化劳动的直观展现形式的分工相联系,透过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鄙视的工商业实践这一现实的分工活动,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矛盾运动,展现了人类主体自身的分裂。马克思以分工为契机敢于直面历史的疮痍与丑恶,并努力在批判中开启人类的解放之路。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历史估定价值--沈雁冰《小说月报》与施蛰存《现代》的比较评析(续)

两位年轻而伟大的编辑，都成功地使他们的刊物得到读者的肯定与喜爱，并基本上主宰了当时的文坛。这成功除了他们的雄心朝气与才识博学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客观环境也是重要的原因。但也正是这客观的环境却使得他们在编辑刊物时留下了许多的困惑和遗憾。     

历史估定价值--沈雁冰《小说月报》与施蛰存《现代》的比较评析

沈雁冰主编革新的《小说月报》与施蛰存创刊主编的《现代》在引进西方文艺上都表现出年轻人特有的雄心与执着 ,但二者的侧重点各不一样 ,同时二人在主编刊物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涡流险滩 ,不得不参与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论争 ,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遗憾与困惑。通过比较 ,进行反思 ,我们应为今天的文艺刊物创设更优良的环境 ,使得中国文学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于苏联占去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的历史

十月革命后,苏联仍有侵害中国的行为。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被苏联军队占去的,至今尚未归还给中国。     

扎实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

青年人才的培养,是现代学术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之一。制度化的读书,是人才培养的有效方式。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要在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写作锻炼、预答辩、修改定稿五个环节上进行系统训练,使学生得到十个方面的提高。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史的知识属性,划清它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与现实课题亲密接触,不断提高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公信力。要正确理解社会史的学术内涵,科学设计选题,从资料工作开始,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