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抛绣球进入广西高校体育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抛绣球运动进入广西高校体育课程的作用、意义及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论证.结果表明:抛绣球运动简单易学,便于学生掌握,具有良好的基础,并且广西高校具有潜在的师资队伍,能为抛绣球教学提供必要的场地、器材、设施,将抛绣球运动引入高校体育课程是完全可行的.     

侗族"鼓楼"称谓考辨

在侗语中"鼓"称之为"Gungl"、"Jungl"或"Gungc",侗族"Guh Louc"称谓中并没有"鼓"的含义.虽有的侗族"鼓楼"确实"楼内置鼓",但绝非"楼必悬鼓".侗族"鼓楼"并非"因鼓而得名".将侗族"Dangc Wagx"(堂瓦)称为"鼓楼",是在汉族语言文字引入侗族地区之后才出现的,"鼓楼"这一称谓不符...     

"芝麻开门"的绵绵回响——论中国的"识宝"故事

中国的"识宝"故事是一个在我国民间经时历岁、流传数千年而不衰的故事类型,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巧妙地运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烘托情节,深化主题,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1条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标准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并将"其他严重情节"与"违法所得数额"并列作为本罪的入罪标准之一.因此,"其他严重情节"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何谓本罪的"其他严重情节",目前尚无任何具体规定,亟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深入研究.在考量"其他严重情节"之"情节"的性质、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法益和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入罪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能够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非法经营数额、复制品数量和电子网络数据等某一方面的客观事实作为"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在不完全符合上述单一情节认定标准的情况下,可考虑采用复合情节认定标准.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论"奇异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对传统的形象思维的批判中,阐明了艺术的独立存在价值,为形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艺术创造中的"奇异化"描写。艺术描写本身对抗着生活的"自动化"的语言,这也就是形式获得它自主性的表现。情节编构中的"奇异化"手法:重复、穿插、突转等对情节起阻缓作用手法。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情节单元" 释义——兼论俄国李福清教授之"母题"说

"Motif"一词,用作研究民间故事之术语时,指故事中最小之完整叙事单元,胡适将之音译为"母题".本文讨论中国文学之表意特性及母题之易被误解为"主题",而改以"情节单元"作为对应.     

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西游记》的情节处理

本文通过"三打白骨精"这个为大家所熟悉的内容,以故事探源、情节的内在联系和人物形象的展示为切入点,分析了<西游记>在情节上的处理.     

唐代黄淮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发展

唐代前期黄淮地区属于国家的经济重心,也是全国的丝织业重心。中唐以后,黄淮平原的丝织业发展虽然受到战争的冲击,但仍然保持了传统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蚕桑丝织业遍布所有的州县,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丝织品的质量精纯,位居全国首位,生产的数量丰厚,仍为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     

元杂剧中和米食文化习俗

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特征性。又因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最基本的主食之一米食,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较充分的反映,述及焖饭、粥、欢喜团儿、和和饭、羊肉泡饭等,呈现出元人饮食上的丰富性,从而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一面。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元杂剧与南戏中人物上下场的表演按语

元杂剧中有所谓“开呵”,是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这种按语主要为自我介绍,但也伴有叙说剧本梗概、交代情节、请求赏赐等功能。“开呵”本是古代伎艺人开场时的熟例,元杂剧和南戏继承这一表演传统,并在表演形态上加以改造,由原来单一的散说转变成诗词韵语,唱念结合,甚至杂有所谓“焰爨”,即舞蹈形式。此外,元杂剧和南戏还在“开呵”的基础上发展出剧中的“按呵”和剧末的“收呵”,二者皆是以剧外人身份所作的断语,“按呵”是对剧情的发展所作的提示、评价,“收呵”则是对剧中人物的结局进行评说。     

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论《松雪斋文集》中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方式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因袭还是创造?——论元杂剧的形态特征与艺术本质

元杂剧题材和情节的特征是由元代杂剧艺术独特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与传统的文人文学相异,以市民为接受主体的剧场演出才是元杂剧艺术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市民趣味的制约和俗文学传统的影响成就了元杂剧的独特艺术本质。     

略论《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兼论贾岛形象在表现元代文人心态方面的意义

历史上贾岛困厄潦倒的境遇与元代文人剧作家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异代沟通,无名氏的《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复杂心态。贾岛形象本身具有的特点为元代文人剧作家的改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剧中的贾岛已经成为凝聚了有元一代士子文人典型心态的形象。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