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关于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传教士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因是生存需要.在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经费来源是马六甲地方长官赠送的30桶上等胡椒.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经费缺口越来越大.最迟在1571年,耶稣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在范礼安首次远东巡视期间,这一活动被制度化了.他与澳门商人行会订立契约,每年为教会提供50担生丝份额,并任命专事此职的管区代表负责商品储备及流通、销售、资金调配等商务活动.耶稣会土的商业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及葡萄牙国王多次下令禁止,教会内外的派系之争又使得这一争执趋于复杂,但生存需要仍使得这一备受争议的活动经久不衰.     

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问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利玛窦在中国改换儒服通常被视为传教士“合儒”政策的表现之一 ,但利氏此举并非其个人独创 ,早在半个世纪前 ,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沙勿略及其同事就在日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并随即引发了日本版的“礼仪之争”。无独有偶 ,印度的耶稣会士也面临同样的选择与争议。对这一普遍现象的探讨不仅可以揭示出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而且会对今天日趋严重的文化或文明冲突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图卷与日本画卷

卷物是一种古老的书卷形式,中国古代用皮革串编刻有字符的竹简、木简便是卷物最早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卷物改用轻薄的缣帛。造纸术发明后,纸和绢便成为卷物的主要材料。由于卷物的构造起源和为阅读方便,早期卷物几乎都采用横向伸延的形式。卷物很早就书画并用,但图绘多为文字的补充与诠释。大约在秦汉之际,中国卷物基本定型。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使用轴和装裱的卷轴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以图绘为主要内容的图卷也多有制作。到唐代,图卷已经和壁画成为绘画艺术的两种主要形式。著名画家和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封建统治者“仍更搜茸,充物内府”,“听政之余、旦夕披玩”,     

传统与阐释——第一次“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97年4月20日至24日,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的“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韩国和国内的知名学者、日本农文协的代表以及浙江省、杭州市环境保护部门的领导和群众团体的代表30余人。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认识方面来说,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主客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导致今天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种思维模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很容易造成为满足人的某些欲望和眼前利益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相反,在东方的传统思想中,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有关环境的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人天统一观”;印度婆罗门思想体系中的“梵我合一”;日本18世纪思想家安藤昌益的“天人一和直耕”思想以及神道“人与自然亲和”的观点。这些传统思想都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作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倾向,无疑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环境意识,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关于日本耶稣会史中教会本地化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自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日本本地修士一直在教义宣讲、社会交际以及与佛教僧侣的辩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本地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温和派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相关问题

管区代表(Procurador)是16-17世纪耶稣会进行商业活动的关键人物.这一制度的创立不会晚于16世纪60年代,并由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作于1580年的《管区代表规则》而趋于制度化.根据这份不断修订的《规则》,驻澳门管区代表的主要工作包括筹措资金、为教会购买并运送补给品、传递信件及输送人员等.因工作的特殊性,管区代表拥有自己的事务所和独断专行的种种特权.由于商业活动与传教士身份的出入以及各方面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管区代表的行为在教会内外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是,迫于传教策略和生存需要的多重压力,管区代表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很显然,探讨管区代表的工作内容及其相关问题,是对传统教会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与深化.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晚明崖山与西方诸国的贸易港口之争

1279年宋元军队最后的激战以及南宋王朝的覆亡，使得崖山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三百余年后的明代晚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相继抵达这里并展开激烈竞争。由于晚明朝廷的态度，败给澳门葡人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才不得不转趋我国台湾地区。西方诸国在崖山的港口之争和晚明地方政府的相应举措，不仅反映出大航海时代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亦折射出晚明朝廷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模式，并且预示了“老大帝国”此后的发展趋势。     

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

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日本;由于葡萄牙王国实行"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日贸易便与宗教传播同归于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