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探索:中国教育史学元研究管窥

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遭遇到内外双重危机.对于现实困境的反思暴露出教育史学理论自身的不足,故关注教育史学元理论研究,可能会带来教育史学发展的转机,为学科发展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推动学科交叉是高等学校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

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是学校整体水平与实力的综合表征 ,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学科建设 ,是摆在高校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学科交叉是高校新学科生长点产生的源泉 ,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学科交叉为高等学校学科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要通过重大科研项目组织跨学科研究 ,通过跨学科研究来推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渗透 ,使得学科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不断产生新的生长点     

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 0世纪初 ,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 ,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 ,一方面 ,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 ,外国人 ,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 ;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 ;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 ;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介绍

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长期坚持"立足上海,依托长三角,引领学科发展,培育学派风格"的发展目标,围绕"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合作机制"的核心论题,置身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环境,创建学科平台,打造学术团队,努力培育符合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需求,契合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生长点,凝炼出组织决策与关系协调、社会网络与社会风险管理、社会流动与社区治理等优势研究方向,确立了在国内社会学界的独特地位.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中国近百年史学创新的启示

回顾史学创新的百年历程,我们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史学要创新,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为中国史学寻求最佳生长点。在这方面,近代史学有成功的范例。譬如,新考据派和史料学派是在传统考据学基础上分别输人西方学理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结果,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发生发展。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是现实文化的底蕴,西方文化将源源不断输人。对西方文化,既不能拒诸门外,又不能来者不拒,而是要有所选择。这种选择要考虑中西文化的相容性或者…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结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与结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创新的话题。历代法律史学家建构的法律史学科体系,向我们展示了法律史学研究的真谛。法律具有调整社会、控制社会的功能,与此相关的还有社会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内容。法律史学以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宏观体系,微观探求中国法律史学科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论研究史体例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中的应用——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为例

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的史学性质定位,决定了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研究史对史学学科的对象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研究史对史学研究目的的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史对“史”本身的超越,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层面的创新。将研究史这种史学编年体体例应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揭示了其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于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若干构想

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应满足于追寻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还应探求民族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更多的智慧,是中国民族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正确把握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使民族史具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牢固地建构中国民族史学术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民族史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开拓视域,扩大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历史资料及波斯、阿拉伯等域外文献尤其值得重视。为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多学科协调并进,在多维视域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当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人口学、军事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在中国民族史学框架构筑上实现飞跃,使中国民族史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为了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必须立足于探索,着眼于创新。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中国美学史著作写作的几个局限

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学术积累丰厚,但因为多种原因也导致其写作的六种主要局限。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清理、总结和反思,有利于寻求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典当史研究论略

中国典当研究史是中国经济吏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有关典当的起源、类别、经营及社会功能等诸多问题,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已有相当一些学者做过相应的学术研究,有过一些成果,但总的说成果不多,质量也不是很高,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专业研究人员还较薄弱.本文旨在对中国典当史研究作分析研究和探讨,提出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以使中国典当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完善.     

伊懋可“中古经济革命”论的价值与局限再认识

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它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批评者认为，它在史实上没有贡献，且有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等缺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革命"论说，几乎都聚焦到了"宋代"。还有很多学者没有使用或者不认可"革命"的说法，但认为宋代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可见认为晚唐宋元时期（即伊懋可所定义的"中古"）发生的"经济革命"，并非惊人之论，也不是伊懋可首创。《模式》是一部理论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论构建。"中古经济革命"论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具体结论也面临质疑；但它将主要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清晰地勾连起来，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底层逻辑，试图发掘这些"革命"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中古"经济的结构性面貌，是对晚唐宋元初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应当肯定。"中古经济革命论"回答了《模式》中的框架性问题，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共同构成了伊懋可自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的一些局限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但也有一些不足是天生缺陷，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提高警惕。对待"中古经济革命"论，不能盲从其具体结论，而应"去其甚者（欧洲中心论）"，吸收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     

近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评析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近五年来,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对近五年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单评析,以期能够进一步推动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     

我如何写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兼论学术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 ,是中国比较文学由复兴走向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世纪之交中国比较文学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 ,以学术史的形式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成果做一系统的展示和评述 ,是极为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作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性质的著作 ,分十八个专题评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成就 ,认为在学术史写作时应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作为写作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 ,把学术成果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贡献的基本依据 ,第二是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第三是正确处理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三十年

中国心理学史的自觉研究走过了30年的历程,很有必要总结经验,展望未来。首先是历史回顾,可分为初步创建、开拓探索与深入研究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有其基本特点。其次是总结主要成就,主要成就有：规范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基本问题,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心理学的教学内容,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内容空白。第三是对未来的思考。思考的主要方面是：加强中国心理学史是世界心理学史组成部分的观念,加强中国心理学史人文取向的研究．加强中外心理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加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组织管理。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中华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华学的创立，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有助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华史的研究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