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轻术 附依以传——论《文选》骚类与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唐代,由于文人重文轻术以及诗文革新运动刻意贬抑楚辞,楚辞学在唐代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在此形势下,《文选》骚类对唐代楚辞学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唐代文人如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皮日休等对楚辞的接受大都受到了《文选》骚类的影响。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清代进士与《红楼梦》

清代进士是《红楼梦》的主要读者群,他们对《红楼梦》的阅读、改编、题咏及接受折射出清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生动侧面,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时尚。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上层文人,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理解却是参差不齐的。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其中一些人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     

刘勰和萧统的楚辞观

《楚辞》被后世文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接受,齐梁时期是《楚辞》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心雕龙》、《文选》这两部重要著作评价、选录《楚辞》情况的比较,总结出刘勰、萧统共同的楚辞观：突出其文体、重视其文采、推崇其神话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情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欧美当代楚辞研究述评

当代即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欧美楚辞研究主要涉及屈原其人考辨、《楚辞》的文本解析、《楚辞》的文化探源等方面。与国内楚辞研究视角相异,欧美楚辞研究多结合西方新理论、注重多学科融合,创获颇丰。梳理欧美当代楚辞研究可为国内学界楚辞研究提供资料参考与思路借鉴,对推动楚辞文化走向世界意义深远。     

论上官婉儿诗歌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文人诗文学习借鉴《楚辞》者颇多。在初唐的女性诗人中,一代才女上官婉儿的诗歌尤其引人注目,她的诗歌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意象、典故等方面均对《楚辞》有不同程度的借鉴。     

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

清代红楼戏是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一种独特接受形式。戏曲改编者对《红楼梦》的解读,一方面立足于对宝黛爱情故事的叙述,或宣扬情的虚幻,或表现情的和谐,或强调情的永恒的接受观念;另一方面,在改编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简单表面化、庸俗色情化的接受倾向。这种解读既有对《红楼梦》文本意义合理的接受,又有明显的误读。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三种

评点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明代是评点发展中的勃兴与繁盛时期,而明代天启以后则是明代《楚辞》评点的繁盛期。通过叙论表明,这一时期的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注《屈子》和黄廷鹄评注《诗冶》之《楚辞》,体现了明代天启以后《楚辞》评点多元化的色彩,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文本价值,而且也反映了其时《楚辞》评点著作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试析高丽末期文人郑梦周对屈原及其《思美人》的接受--以《思美人辞》为例

高丽末期,郑梦周的《思美人辞》标志着朝鲜文人开始用骚体写作汉文学作品。纵观郑梦周的一生,他的境遇与屈原十分相似,都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没落王朝而坚定地选择了“殉节”这条路。为此,他们都留下了千古忠臣的美名。郑梦周在他的《思美人辞》里也鲜明地表现出希望君主能够尽快悔悟,采取贤明政策的迫切心情。二人相近的审美取向,体现出共处汉文化圈背景下的中韩文人文学价值取向的契合。这些必要因素都为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做好了心理准备。     

清初诗坛效陶原因探究

在清初,陶渊明被诗人们广泛的接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以他们效陶的现象为线索,试图挖掘这些现象背后接受陶渊明的深层次原因。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胡适“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的反思,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超越宋明理学研究与明清之际学术研究两大阵营对立的各种观点,力求更加全面地看待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影响。     

清代书院词学教育

词学教育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项内容,从生徒的词学课艺、掌教者的课艺评点以及书院藏书目录等诸多内容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对词学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除了练习作词外,清代一些书院也从事词学研究.学海堂中谭莹与梁梅的论词绝句是清代书院词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历代词人、词作以及词风做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论析,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书院词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掌教者对淫词艳曲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既是清真雅正规范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反映,又是道德教化主宰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体现.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