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     

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上)

以“卓然不惑,求是辨诬”著称的阎若璩,乃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当时学者即将其与顾炎武并称,咸谓“宁人百诗之风”,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实证,论证了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解决了千余年来学术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开清代考据辨伪之先河。但在“十年动乱”前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在考据几乎等同于“烦琐”、“脱离实际”的气氛下,阎若璩被视为“烦琐考证”、“玩物丧志”的典型,或被指责为“在民族气节和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阎若璩的治学精神及其学术成就

阎若璩是清初以考证而著称的学者。他治学异常勤奋 ,广学博览 ,追根溯源 ,锲而不舍 ,注重学术交流。在古文献的整理考订、辨伪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开后来乾嘉学派之先河。费时 30年而写成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集中地体现了阎若璩的考据成就。阎若璩从古籍文献、文辞义例、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地理沿革、以及天文历算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详核细密的考证 ,终于了结了这 10 0 0余年之久的公案     

礼理之辩与黄式三、以周父子对清代礼学的总结

通过在近代礼理之辩的大背景下梳理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理思想,以及他们对清代礼学的系统总结,试图洞见诂训说经背后的清代学术真貌,并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某种角度的研究。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裒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釐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清初文献学家阎若璩

一、家世与生活的时代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先世居太原,五世祖时始居淮安。其祖父世科,明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父修龄,以诗名家,兼营盐业。康熙十七年,若璩曾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后入徐乾学主持的史局,参加修《大清一统志》。晚年时康熙南巡,曾召他晋见,后世宗把他请入京师,以优礼相待,不久病卒。若璩生明崇祯九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即1636—1704)。在世时与当时学者顾炎武、马骕、徐乾学、汪琬相交往。阎若璩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出生时,明末农民战争已经爆发,并以燎     

近两千年浙东学派礼学研究史概观

浙东学派,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且深刻。浙东礼学,是浙东学派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梳理和研究价值。近两千年来,浙东礼学名家辈出,成果如林,至万斯大、黄以周、孙诒让终成庄严气象,与皖派礼学、吴派礼学鼎足而三,在清代共同构筑中国礼学大厦的神奇景观。浙东学派之经史兼治性格,与该学派历来重视礼学研究有莫大关系。晚清以降,由于黄以周对浙东礼学的传播与推衍,遂使浙东礼学保持学脉不坠,其谱系在当代仍有迹可寻。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汉至清含“比”的平比句考察

汉至清含“比”的平比句主要表示比喻、比拟、比照、等同等平比关系 ,各有其丰富的结构方式及其特点 ,据此可确定“比”为等比动词。含“比”的平比句分别在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 3个时期出现的频率大致勾勒出这一句式的盛衰轨迹     

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

林伯桐是晚清岭南地区知名学者之一,但是历来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其思想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提倡"道一"观,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分歧提出了平议汉宋的思想主张,在考据、义理、文辞、学问诸多问题上都给出了贴近其时代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概况,对于其同乡后学陈澧发扬汉宋兼采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林伯桐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承先启后式的重要学者,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