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见南子":儒者的困惑与解惑

“子见南子”,是历代儒者既感到困惑而又力图解惑的一个问题。文章对历代儒者的诠释进行比较、分析和再诠释,运用注释、解释、演释3种方式,分别从文字训诂、历史背景的角度,结合儒学本身的思想资源,厘清历史事实,追寻事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     

论《论语》之“性与天道”及当今儒学的走向

"性与天道"一词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贡之言,虽然在《论语》中仅出现一次,但是后世学者对此却聚讼纷纭。爬梳从汉至宋对子贡之语的注疏,可显见先贤们对性与天道的诠释和追问皆有其时代特点。同时,在这历史思想演变过程中,有一个从经验层面把握性与天道到理论论证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在这一思想发展的轨迹当中,一个学以致用的原则一直贯穿其中,即历代对性与天道有不同诠释的儒者都秉持着一个基本一致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就是以入世治世之实用态度来取舍、践履并实现性与天道,使天道性命落实到人世中,避免蹈入虚空,沦为空谈。由自孔子始的儒者们所具有的入世救世的态度和信念,指出儒学在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思考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儒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走向。     

论王充对孔子思想的研究

两汉时期是儒学神学化的时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本着“实事疾妄”的精神,对儒者之宗的孔子,勇敢地提出责难,推倒被汉儒神化了的孔子偶象,这在独尊儒学的封建时代,确是惊世骇俗之举。尤为可贵的是王充把孔子放到先秦诸子中去考察,在揭露孔子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同时,又能毫无偏见地吸取和改造其中的合理因素,充实和完善唯物主义学说。从王充对孔子学说的扬弃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进步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老孔会通论

老子五千言,开中国哲学之道脉;《论语》二十篇,实现中国儒学的第一次飞跃。世所公认,老、孔是为中哲史上的两大开山祖。然而后世儒者,往往讲求“道统”,规辟“异端”,致有韩愈、崔述、梁启超、钱穆、冯友兰辈,否认“仲尼学乎老聃”之史实,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于是干百年来,儒者为儒、道者为道,门户各异,攻讦不已。本文掇拾读书所见,爰为论列,以证老孔同源,二学互补云尔。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     

具有平民意识的哲学家

近年来，陆象山研究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很多方面有所发展。从陆学里我们看到了许多有益的闪光思想。陆九渊的思维不同于他同时代的朱熹，也与传统的孔孟儒学有一定的离异，所以它始终难以获得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赏。在“正统”眼里，陆学虽非“异端”，却也类似“旁门”，虽然明朝中期王阳明拉文治武功之威改造弘扬之，一时风靡，但还是不断遭到一些自认为正统的儒者指斥。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正是陆学的平民意识及其离经叛道的思想今封建“正统”不快而难以容忍。然而陆象山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是自觉地站在忠君爱国，维护封建…     

周秦儒学仁义精神现实化的回顾与探索

儒学的主体精神肇始于孔子和孟子,其本质是对人的担当的发现与认识。仁、义是儒学主体精神最核心与最显著的标志,孔孟围绕两者建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学主体精神的根基。然而,儒学主体精神在孔孟那里仅完成了初步现实化,与之相伴而生的“不仁不义的主体精神”“单向度主体精神”“共同主体精神”及它们现实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儒者。经过不断探索,人们发现了儒学生存问题的关键,即面向大众仁义主体精神如何现实化。     

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诠释

梁发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著述甚多,主要内容是对基督教义进行中国化诠释,这种诠释的基本倾向是排斥佛、道、民间信仰和偶像崇拜,走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但也对佛、道两家的个别观念加以改造和利用。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基督教义,具体体现在他的“罪恶观”、“救赎观”、“天国观”中。基督教的初步中国化为中华文化体系增添了新的血液。     

现代化与鲁迅批孔

在鲁迅研究中,近几年有种说法,似乎鲁迅终其一生批的不是“真孔”而是“假孔”;甚至有的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所蕴含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开始怀疑。鲁迅终其一生是批孔的,即使所批的是历代权势者捧起来的孔子,也与“真孔”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已被史实所证明。我感兴趣的倒是应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鲁迅终其一生批孔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深刻联系。     

《野叟曝言》辟佛斥道思想论

在儒、释、道互融互补的演进历程中,历代文人既秉持儒学传统,又纷纷兼习释、道,形成了“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大批恪守儒学正统的文士,则视佛、道为异端,极力排诋,创作出大量辟佛斥道的作品。清夏敬渠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是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部文学作品。本文分析了夏氏辟佛斥道思想的鲜明特征,阐述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作品在文学表现上的特点。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儒学的生命化诠释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生命化的诠释路径更能切中儒学的这一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动儒学走向现代社会。生命化诠释在目的上,旨在诠释某一学说的生命意涵;在使用的研究范式上,以生命学的范畴来进行;在研究态度上,强调研究者须投入炽热的情感和奉持的信念。在生命化诠释的视野中,儒学会呈现出一幅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图景。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走进希腊宗教——诠释神话与仪式及其关系的演变发展

希腊神话与仪式是希腊诸多文化现象和原始人民社会生活的承载体,它已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希腊宗教的焦点。他们分别从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的视角作出了对希腊神话与仪式及其两者关系的不同诠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一些学者作出的诠释进行探讨,并以纵向推进,横向作为切入点结合现实生活展开论述,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全面地分析希腊神话与仪式及其两者的关系。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