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基于山西省L县Y乡的实证研究

为确保2020年我国农村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脱帽,共同迈进小康社会,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后,全国上下开始掀起精准扶贫的热潮。作为精准扶贫方式"五个一批"之首,"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已成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主体的参与。在众多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其具有天然益贫性而成为精准扶贫的理想载体。因此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发,以精准扶贫为视角,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通过对L县Y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实际操作过程分析,得出其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扶贫前"与政府合作,"扶贫中"与农户、龙头企业互动,从而实现"扶贫后"农户脱贫的目标。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动员:政府、市场与共意

在精准扶贫中,社会动员是促进农户参与的有效方法。社会动员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做到主体和客体相结合、动员和参与相结合。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通过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并对农户进行产业补贴激励农户加入市场,促进了农户和市场达成合作关系,增进了农户的参与力度。政府、市场与农户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使农户对精准扶贫产生认同感,从而使政府和农户二者之间达成"共意"。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是汇集社会扶贫资源,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第三部门机制互补优势,推进精准扶贫实施的有效载体。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政府扶贫主体、非政府扶贫主体和帮扶对象三大参与方基于“表达权”、“契约”和“客户权力”等责任关系链接的互动过程,因而,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复合型构建思路。该平台应围绕精准扶贫的四个核心环节,构建四个功能模块,并采取代理服务、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三大服务模式。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 21 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客互动型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基于贵州黎平肇兴侗寨的扎根分析

基于贵州黎平肇兴侗寨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扎根分析,研究发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客体参与方式上与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扶贫短期、中期和长期扶贫措施制定方面,构建了合理的战略发展体系,以解决贫困个体获得均等扶贫机会问题,体现了贵州旅游精准扶贫包容性发展特征.借鉴于此,提出从旅游精准扶贫对象的确定、主体参与方式、客体参与方式、主客互动激发贫困者脱贫内生动力四个方面,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客互动型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时期,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新路径和重要举措。介绍我国扶贫开发历程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相关理论,探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基于此,分析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资金短缺、识别对象偏差、扶贫难度大、贫困人口参与意识薄弱、旅游产品缺乏创新等。最后,提出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帮扶、调查摸底,精准识别、移民搬迁、技能培训、延长产业链、打造创意旅游等破解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广阔空间,而社会组织的日益发展和壮大也成为了精准扶贫深入推进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既有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夯实政策基础,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根本遵循.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精准扶贫"格局,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造血"功能,积极搭建社会组织"供"和贫困人口"需"的桥梁纽带,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举措和方法,并找准着力点,稳步提升其精准扶贫的成效.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