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

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宗教与人文精神之重建——读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札记

现代新儒家杰出代表唐君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但也有缺乏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的不足.在重建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对融合科学精神已经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对融合宗教精神则受到普遍反对.唐君毅主张融合宗教精神以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需要宗教精神,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以不断完善自身.     

文化精神的融合与文化重建的实践——唐君毅先生论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

中国文化的重建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唐君毅先生认为这一重建在社会实践的运作层面,应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分途发展,兼应注意对接受西方文化而来的科技、民主、宗教等予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而实践动作的内在根据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事例,以儒家内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吸收西方文化任持超越客观理想之精神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

儒教作为国教随着皇朝的覆灭而崩溃,儒教宗教化的努力在共和建立后终归失败.但儒家精神未灭,儒教在未来有可能或许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公教--公共之教(public teaching)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教的建立需要避免三个歧途(第六大宗教、独大宗教或伪宗教),需要发扬其超验之意志天的观念,需要发扬华夏一贯的兼容精神.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中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独特而重要的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理念上使得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可能,制度上有助于儒家理念的传承延续,其与社会的张力程度又颇合中庸之道.     

儒家非宗教论

近年采,宗教学界多有人将儒家认定为宗教;儒学圈内,也有人以儒教方式复兴儒家.本文简略分析孔子以来儒家存在之社会形态后指出,儒家从来不是宗教,而是文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儒家之宗教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     

楚祭与苗祭──剜羊祭祀

何谓楚祭？顾名思义，楚祭是指楚国的祭扫与祭俗，或者说是楚王室的祭孔与祭俗。楚王室的祭扫祭俗，必然为楚民族大众所崇尚。而苗祭，则是指我国苗族的祭礼与祭俗。无论楚祭与苗祭，本文涉猎的只是楚、苗祭俗中，最有代表性并具有崇拜中心、宗教神学意义和最富于历史文化内涵的祭扫，并从中探寻不同时期的楚、苗祭扫的对象、祭品、祭仪、祭现、祭俗是否相似相同，进而探寻楚、苗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二者之间的中介──民俗文化是否同一源流，从中认识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楚与苗的文化心理素质，进而拓宽与加深对楚、苗文化历史的研究。历…     

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比较思想评析

唐君毅先生强调研究文化问题不能只从已经完成和实现的结果去看,而应切入文化现象的精神根源。由此对中西文化精神进行比较,他提出了“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自觉地求实现”与“自觉地求表现”、“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几种差异说。在第三代新儒家手上这又进一步演绎为“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对举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将孔、释、耶、穆及祖先揖入一堂——唐君毅之新宗教思想

唐君毅不赞成通常的宗教意识,认为它们是功利的实用的,是对真正宗教精神的"误解".在探讨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基础上,唐君毅主张,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物化"倾向,必须对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发展施以一个统领方向,而宗教便可担当这个统领方向的责任.不过,能够担当此责任的并非既存之宗教,而是一奠基于真正宗教精神之上的新宗教.在唐君毅看来,这一新宗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以"人伦人文"为宗旨的宗教,亦是能够欣赏"异教"之价值即可以将各家各派宗教揖于一堂的新宗教.     

儒教是社会化、世俗化的特殊宗教

中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孔子学说的特点,一方面极力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而另一方面务为理性之启发。梁先生认为,儒家除了信仰自己的理性,不再信仰其他。这与宗教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中国的文化便缺乏宗教。罗竹风先生认为,儒家“对于鬼神与宗教,既不否定,也不宣扬”。①由于“以伦理观念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群众的宗教观念相对淡薄”。②业露华先生在《略论汉民族宗教观的特点》一文中也提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文教之证成及其意义--兼论牟宗三的儒教说

牟宗三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创设人文友会,力图以社团代教会的方式,重振儒家的人文教,延续华族的文化慧命,抗拒中国的基督教化。他对儒教何以是宗教的论证对于今天处理这一问题依然有着启发意义,以圆融的宗教形态与隔离的宗教形态对儒教与基督教做出的判别也令人深思。他的人文教运动绕过梁漱溟、熊十力,直追康有为、谭嗣同,实质上是对近代以来人文教发展的新综合。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宪政在生发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是有着一定关系。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儒教因教义的不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对宪政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宪政制度不发达不能全部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扬弃儒教思想资源,为建设宪政国家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儒家演变的层面分析

区别儒家、儒学和儒教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儒家的演变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过程 :理论学说是其灵魂 ,政治制度是其保证 ,宗教神学是其表征。儒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 ,研究它的立体演变模式对我们认识历史和现实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稀"、"袷"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碲"、"袷"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袷"祭礼类型,"禘"、"袷"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试论唐君毅的上帝观

现代新儒家里,唐君毅最具有宗教情怀。在他的宗教思想中,曾系统地表达了对基督教、佛教和儒家里终极存在或上帝的看法。唐先生认为,虽然三教分别走着通达形上实在的不同道路,然而在道路的终点却可以达成共识,即神心、佛心、本心具有同质性。唐先生这一观点,是站在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关于三教对话的理论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