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

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建立和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学术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中国的教授委员会制的本质是“教授治学”,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即追求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笔者阐述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发展历程;“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学”的本质以及“教授治学”的保障机制,阐明“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     

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下)

学术成就 阎若璩遵循“尊汉”、“抑宋”的治学倾向,坚持善疑多思的治学态度,采取精审博证的治学方法,终于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成为清初著名的学者。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天平上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取决于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何在?当依据于其学术成就的主要表现方面。     

朱舜水治学理论初探

朱舜水的治学理论重在讲究师道、重视为学和以作文验其所学。师道即为人之师须治学垂范 ,以达“传道、授业、解惑”之目的。为学即讲究读书之原则与方法 ,博览群书 ,以进入治学之境界。以作文验其所学则是强调亲身实践 ,以检验治学之效果。朱舜水的治学理论是我国古代学术园地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张舜徽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张舜徽平生十分推崇章学诚,在治学历程中对章氏之学术思想多所承继与发展.概而言之,约有三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趣;博观约取的治学方法;评判学术的治学趋向.就学术理路而言,张舜徽更多地偏向于汉学一派,章学诚则隶属于宋学阵营,但张舜徽却屏除门户之见,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多所继承与发展,充分证明了张氏治学兼采汉宋的通人家风.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学术独立”、“思想贵创”、“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可视为梁氏治学的四大特征,分别构成梁氏“现代学统”的整体构架。它是近代人文背景下的一次巨大的学术观念变革。但当我们将梁氏的学术研究置放于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受欧关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之影响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梁氏治学的某种不足。至于他本人所独具的那种擅长舆论鼓动的热情与办报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治学。梁氏是一位在晚清掀起“思想界之飓风”的著名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吏上．粱氏以其先知先觉者的身份与过人的天赋和创造力．确曾贡献出超逾特定时代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智慧。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研究改革与建设的中国现实经验,而且需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验。一是要有作为学术创造原动力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自信心;二是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治学经验;三是在“翻译政治”或比较的文化视野之中正确处理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整合问题;四是认真借鉴与汲取近代治学的经验,即正确处理“学术自律”与“思想自由”的问题。     

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

今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为缅怀这位长期从事秦汉历史和考古研究并为我国学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邀请历史界、考古界、文博界专家、学者50余人聚集一堂,于2000年6月2日举行了“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上,专家学者就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与学术业绩,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关于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陈先生从来不以考据自拘,而重视史实宏观和史实意义的阐扬,在“求真”这个基点上,陈先生关于秦汉历…     

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藉此也可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并呈现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日积月累，持之以恒

2009年3月教育部专门颁发了《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这说明当今学术界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现象已十分严重。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虽然与学术管理与评估体系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现象相关,但更与学者的道德修养和学术良知分不开。有感于此,本刊与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开辟“当代学者论治学”专栏,目的就是为学术界树立正面形象,倡导严谨务实的学风和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维护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我们热·陇欢迎全国广大专家学者赐稿。     

论彭树智教授的学术思想及教育实践

彭树智教授的学术思想及教育贡献源于他对人生境界的深刻觉解和坚实践履,基于他多年来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理论探索的持续深入。彭树智教授进行了一些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在西北大学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所文博学院,建立了中东南亚博士学科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建设成为中国中东研究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而且在大学历史教材建设和博士生培养方面也具有独到的见解和丰硕的成果。从学术群体、学术思想和学术传承上看,西北大学的中东研究客观上已经形成独特的学派特色。     

“解构”新论——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语境中的解读

在这个德里达式的解构充斥着整个学术空间的时代里,文章试图用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即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阐释方法来重构“解构”,意在吸收德里达解构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解构体系。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自我化”与“无我化”:歌德比较文学思想研究

歌德洞悉人类及世界的关系,他总是从某个更高的有机整体出发对文学艺术进行跨国界或跨学科的比较考察:辨识特殊性,探索普遍性。从他有关有机统一整体、事物之间的影响、互文、题材、母题和比较的论述中,我们一方面发现它们与比较文学里的一些基本思想、研究方法和核心研究领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了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既是后来比较文学的基础,也是目前“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范式,“自我化”(verselbsten)与“无我化”(entselbstigen)是其内涵的形象化表述。     

茅盾的"秘书意识"初探

在对茅盾的研究中 ,论者注意到了他对政治的热衷、对真实感和理性的执著追求 ,并部分地指出了造成这些特点的现实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茅盾的社会活动 (包括文学活动 )的重新梳理 ,揭示了影响其思想及创作的深层个性心理中的“秘书意识” ,并初步分析其成因及影响 ,为理解作家的创作及人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蔓聚奇赋》“戛戛独造”说悬解

金代王寂的《蔓聚奇赋》不直言所咏之物为“竹”,而是通过特性、功用、用典三方面来暗示,以达到扑朔迷离的文学审美效应。这种刻意出新的尝试与追求是王寂一贯尚奇争胜的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正是《蔓聚奇赋》“戛戛独造”之所在。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