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单一制宪制的“大一统”特色

"大一统"文化将政治共识作为中央统一政权的基础,同时又承认地方的独立自主发展;它表现了"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这种特色是在历史演进中确立下来的。从历史中探寻"大一统"意识,可以发现,它和当代制宪学说中,有关政权结构形态正当性的"政治共识"存在着暗合与互补;由此,"大一统"作为文化底蕴在当代制宪中得到表达,成为我国国家结构形态构建的基础。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辽、宋、金、元时期各族的中华意识评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秦统一和元统一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秦统一是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特征;元的统一,则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创中华意识为主要特征。本文试就辽、宋、金、元时期各民族的中华意识,做一粗浅的评述。 五代十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多民族封建王朝并存的现象。这是自唐代以来,统一的封建中央之下,地方民族政权向更高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不仅在地方出现民族政权,而且在地方还出现了少数民族封建王朝。这种并存与宋代以前的分裂不同。从整体看,中原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朝贡作为一种重要经济联系,而成为同一个国家内共同经济生活的标志,并为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民族意识变化看,这时期的少数民族开始自觉地增强了中华意识。这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是根本不同的。“汉”有两重含义: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2000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有两大要点：一是孟子提出的＂一天下＂,一是荀子论证的＂一制度＂。＂一天下＂是国家、民族统一理论,＂一制度＂是社会制度统一理论。在分裂与战乱时期,天下＂定于一＂是＂大一统＂的第一要求。完成＂一天下＂之后,紧接着提出＂一制度＂,是＂大一统＂的必然要求。＂一天下＂与＂一制度＂,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     

秦汉正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政治与史学的影响

正统思想是中国古代衡量某一政权是否合法的政治思想，又是一种反思政权更替与历史演进的历史哲学思想。秦汉是正统思想形成时期。正统思想与秦汉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汉代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论刘宋时期的南北关系

论刘宋时期的南北关系李琼英南北朝时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境内南北政权之间交往增多，彼此不断认同，为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然而，认同的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有时甚至通过战争的惨酷来实现。本文即是对刘宋时期开始形成的南北关系作一探讨，因此时北魏基本统一北方，...     

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

［摘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实现从“自在”向“自觉”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必然。实际上,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史。中华民族认同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文化土壤之中,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等观念和“仁”与“礼”等精神是古代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因子。     

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及其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中也有不少谬误和糟粕,但它们掩盖不了这些优良传统的光华。总结、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对当前的史学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古代罗马史学实用特点的形成

古代罗马史学实用传统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注重修辞和道德训诫的实用性上。首先,这种撰史特点受到了来自古希腊史学因素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倾向;其次,古代罗马早期的宗教因素、频繁的战争和统一后日益堕落的道德现实,对古代罗马史学中道德训诫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第三,这种实用史学源于史家对古代罗马早期历史的建构,是史料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因素的有机统一。以上这几种主要因素共同促进了古代罗马史学实用特点的形成。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