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与想象:论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文化景观

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跨文化传播,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金庸小说翻译和研究起步都比较晚,但取得的成就值得瞩目。199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全集在日本成功译介,成为当代全球化思潮引领下极具研究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从接受者角度探讨日本文坛如何看待中国之"侠",在对侠文化接受时经历了怎样的选择和过滤,阐释日本"金学研究"兴起的文化背景和缘由,对当今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都具有启示意义。     

略论武侠小说的文化特征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侠的兴起及其与小说的结缘为切入点,探讨其文化特征特别是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义",才能对武侠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化存在作出正确的认识.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金庸小说的审美意趣探析

金庸以其武侠小说著称于世 ,对金庸作品评论的文章也不胜枚举、褒贬不一。笔者认为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并从金庸小说的侠文化 ;金庸小说的琴棋书画 ;金庸小说的美食与美酒三个方面谈了金庸小说的审美意趣 ,同时指出在现代汉语小说作家中恐怕很少有名气能超过金庸的人 ,金庸已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其原因就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

金庸在十八年间用十五部武侠小说为我们诠释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武侠嘉年华",《鹿鼎记》是金庸小说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人物塑造可以说倾注了他的毕生心血,融入了他对"侠"的全新理解。与之前的陈家洛、郭靖、萧峰、袁承志、令狐冲、胡斐、杨过、张无忌等大侠的形象有所不同,韦小宝可谓一个另类,他凭借着一股无赖痞相混迹于江湖与皇宫,如鱼得水。韦小宝独特的处世之道使他从街头地痞到官拜"鹿鼎公",成为金庸笔下最精彩、最特立独行却也最平民化的"侠义之士"。     

金庸小说的文学遐想

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在语言方面有“清水出芙蓉”的特色，体现了最是平淡却俗雅皆深的整体效果，并从小说的要素入手，针对金庸小说关注的“武”、“侠”、“情”等小说要素进行阐述，指出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不朽意义。     

江湖世界的陷落与世俗社会的崛起——论《鹿鼎记》的荒诞意味

金庸的小说内隐着一个江湖世界的陷落和世俗社会崛起的内在理路。而世俗社会的崛起则使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彰显出了明显的荒诞意味。从金庸小说的整体谱系来解读《鹿鼎记》的荒诞意味,有助于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内在困境以及破解金庸小说以武侠始而以反侠终的谜题。     

《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