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绿色消费行为实证分析——基于郴州市799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绿色消费行动力及其促进绿色发展的贡献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郴州市799位新生代农民工绿色消费行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绿色消费认知、绿色消费情感、绿色消费价值观、绿色消费意志、绿色消费效能具有层层递进的影响关系,并最终促使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绿色消费效能在绿色消费认知与绿色消费行为间起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等合力,加强绿色消费宣传教育,引导价值观,促进自我效能转化,营造和谐绿色文化和环境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基于对兰州市所辖城关、七里河、安宁及西固四区的550份问卷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以生存型为主,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不足;消费工具的使用上仍以实体消费和现金支付为主,消费的制度供给不足;消费观念相对传统及消费缺乏计划性。收入水平低、缺乏对消费环境的充分认识、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政府、企业应继续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对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合理、健康地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基于北京市52名农民工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在其组成结构上又出现了代际变化,即占农民工主体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尤为明显。本文的数据基于对在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着重统计和描述了他们的消费特点及消费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影响因素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态度、动机和行为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对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消遣娱乐,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为社会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群体因素和大众传媒因素等。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基于江西省的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超前的消费观念、多元化的消费结构以及趋同于城镇同龄人的消费行为等,而这些消费行为的形成受到个体自身、家庭、城市化、参照群体和大众媒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例如有效的目标市场策略、合理的价格策略、便利的渠道策略、适度的广告策略和社会营销策略等.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

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在＂再生产＂视角下从个人、性别、家庭和制度安排4个方面,评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空间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复杂性;他们保持节俭并尽量汇款回家以维持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追求城市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通过消费重造主体性;家庭消费转移至城市以及打破集体消费领域的制度性歧视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研究指出,应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关注其家庭消费,同时结合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考量消费。     

生活的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逻辑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在流动的消费空间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有向城市社会靠近的趋势,但受传统习俗和价值规范影响,亦无法与城市消费文化融为一体,其现代建构将是长期的过程,可以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空间的实践意义的重构来完成。     

两代农民工生存方式代际差异分析研究

受教育程度、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内部产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目的、流动范围、职业选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了解和正视这些差异,能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世代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群体内部来看,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比例达到2/3,表明与同代群体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都比较稳定,但将两代群体进行比较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年龄、教育、婚姻、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子女数等因素造成两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状况的差异.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31个地区、198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和华中7个文化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指出了各个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储蓄比例、消费结构、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社会资本投入、高科技产品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差异研究——基于7大区域划分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31个地区、198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和华中7个文化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指出了各个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储蓄比例、消费结构、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社会资本投入、高科技产品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绿色消费视野下的旅游业营销策略探究

在影响绿色消费行为的四个因素中,绿色消费意识的影响最为直接,价值观影响更为深远,环境知识与消费者感知障碍的影响因人而异,据此,提出绿色消费行为决策机制理论模型:消费者形成了对绿色消费的态度,达成绿色消费意愿,从而最终影响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依据各项调研数据,分析当前我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现状及其成因;从个人与心理两个角度,归纳影响旅游业绿色旅游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探讨我国旅游业的绿色营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