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竞争性选举动员机制及治理后果研究 ——基于浙北D村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浙江北部D村的个案考察,从村庄社会内部的角度出发,力图分析经济高度分化背景下利益密集型村庄选举过程的表现样态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村庄治理层面的后果。研究表明,村级权力的高价值激发了村民参与选举的意愿,以纵向经济分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圈层化构成了村庄内部选举高度竞争化的助推机制;在竞争性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以利益派性为组织基础,采取关系、金钱等策略性动员方式获取选票;村级权力的高价值直接带来了村庄选举以及村庄治理的谋利化色彩,表现在村级资源的分配上,即为分配原则的私人化,导致了村庄底层以上访为主要方式的针对处于村干部位置之上的富人群体的抗争,村级组织面临合法化危机。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国家和党组织需对村级治理进行相应的干预。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视角下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维度及其实践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有力制度安排,能够对村庄组织、利益、价值进行有效整合,继而推进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在组织层面,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纵横向治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转起来,为村域治理共同体构筑坚实组织基础;其次,在利益层面,能够将民主协商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在利益诉求收集、协商和落实的过程中,提供公共利益基础;最后,在价值层面,可将宣传教育与行动示范等举措与村级日常治理予以深度融合,不断凝聚各主体对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体意识,铸牢价值基础。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深度耦合机制,以期实现乡村善治及其全面振兴。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

在乡镇治理的能力动力不足、村民自治制度遭遇实践困境、民众期待“高大威猛型”精英的背景下,富人以其私人能力强大,谋取政经利益的动机,促成了富人治村的实现。在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的条件下,富人村干部一方面维持表面的权力结构稳定,一方面与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共同谋利。无论是富人主导还是派性均势型,只要分利联盟变得紧密且有序,就会带来基层权力失控及治理合法化危机,就会为村庄政治的回归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内生型”农民合作的有效因素分析——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例

农民合作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会退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降低,“外生型”合作的条件不如之前,村庄社会力量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出来。文章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个案,探讨了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引导下实现“内生型”农民合作的四个有效因素,具体包括：适当控制合作规模、发挥积极分子带动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同时这四个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逻辑看西部乡村治理与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推动乡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战略,它既具有战略层面上的宏大,又具有乡村治理层面上的具体,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当下的西部农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近郊村、资源村、贫困村、普通村。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需求不一,治理侧重不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乡村治理在微观层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这一战略布局引领我们构建西部乡村有效治理的四个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当下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目标引领,在贫困乡村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成为现阶段的共识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动力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助推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保障引领,营造有序、安全和正义的发展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引领,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