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中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新探

中世纪一般是指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15世纪这段时间。虽然匈奴人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衰落,但由于中世纪北方游牧文化是发端于公元前3世纪兴起的匈奴人,且其兴起时间正好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交替时期,因此在本文中匈奴人也属探讨之列。中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那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本文拟从抄掠、和亲、内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通古斯满语民族乌德盖人的民族起源问题

乌德盖人是通古斯人在与不同民族群体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阿尔泰语系的古通古斯人受到突厥语民族与蒙语民族的影响甚深。古通古斯人与亚细亚秽系民族融合接受了较先进的农耕文化。乌德盖民族历史文化与东北亚沿海文化、黑龙江流域文化、西伯利亚民族古代文化都是分不开的。     

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

中、北亚的辽阔草原 ,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也是游牧民族冲击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主要出发地。本文对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进行了详尽考察 ,特别探讨了塞种人、安息人、匈奴人、白匈奴人、大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帖木儿帝国的迁移活动 ,认为这种移动虽然扰乱了农耕世界的文明进程 ,大多在军事上甚至政治上战胜了农耕民族 ,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使游牧民族融汇和同化于农耕世界 ,促使农耕世界不断扩大 ;而且 ,这种移动也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     

国之北疆，车之要轮--论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力

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此，许多学者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在总结前人相关成果基础之上，尝试从北方政权的数量、存在时间，以及在历史中的比重等角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北方民族及其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以期阐明即使统治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更替，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民族从未从中国大家庭中脱离，相反，却大大增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凝聚力、创造力。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

蒙古族是重庆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重庆蒙古族为蒙元时期蒙古族之后裔,族源甚至还可能追溯到奇渥温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今日之蒙古族.作为外迁移民,随着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改变,重庆蒙古族数百年来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融的民族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实现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借取,形成了有别于北方草原特色的南方山地农耕文化.     

"捺钵文化":辽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追寻

契丹族不仅建立了威震东亚的辽朝政权,而且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游牧文明.其中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捺钵文化",则是契丹民族独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对捺钵文化的历史追寻和勾稽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内涵,而且将为丰富与补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传统农耕以及汉式农耕的融入

在搜集大量的汉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农耕史料的基础上,赴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详实的实地调查,就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传统农耕进行了实证考察。认为蒙古民族的糜子耕种这一传统农耕不同于汉式农耕,有其品种的地理和文化特点。糜子耕种看似简单落后,但它是游牧生产和地理环境的结合物,具有适应干旱少雨环境且保护土壤作用之特点,是有利于干旱生态环境的北方农耕技术。然而,近代以来屡次不断开垦草原、移民人口增多等诸多原因,导致传统农耕的衰退,汉式农耕取而代之。这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农耕化之后快速沙化的要因之一。考察之后,提出应该研究推广糜子耕种技术的合理性、科学性。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契丹族舞蹈艺术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及特征

契丹族在10世纪初建立了辽帝国,契丹族的舞蹈艺术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产物,有着与其他民族舞蹈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契丹族的舞蹈艺术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舞蹈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井"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变迁

汉字中的"井"既是一个常见字,也是一个多义字.它本身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蕴.其词义演变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发展,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等几次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客观写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地位、文献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导论

本篇导论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以时空大跨度,条分缕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与研究概况,给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以较准确的学术定位。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的出版,也期待着同行学者的批评与认同。     

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与高校历史教学改革

北方民族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一个崭新的重大研究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原因，在以往的所谓“正史”中，人们无法看到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真实的面貌，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地、完整地认识到历史上真实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历史。在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日益取得重要进步的今天，传统的高校历史教科书日益显得陈旧和过时，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下）

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亟待文学史家在新的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认真反思。     

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上）

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亟待文学史家在新的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认真反思。     

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这两段论述,阐明了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历史联系,指出了研究古代文化的现实意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的观点,探讨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考察它的历史作用,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历史面貌,并从中吸取于社会主义教育有利的成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服务,而且还可以澄清某些同志认为我国古代没有学校教育,“办学校这个正规培养人才的途径,是后来从外国学来的”,这样一些片面看法.     

秦汉时期匈奴南迁影响因素分析

内蒙古地区自古与内地就有密切的联系,这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移是密不可分的,古代在内蒙古活跃的游牧民族中,匈奴人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北方民族最早的国家政权,翻开北方民族文明史的第一页,有两个根本性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自然环境;一是经济驱动力的作用。     

探讨北方民族关系走向的新视野——评王志清《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正冀蒙辽交界地区是通往东北平原、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族、东北渔猎部族与中原农耕部族的必争之地。王志清博士《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一书,以辽西地区一个蒙古族村落为个案,考察该地区民族文化变迁问题,开拓了探讨北方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