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政策对股市个人投资者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部分基本利率调整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分析法,对相关时间段内的股市个人投资者交易频率和交易额度的累积差异情况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利率变动前后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额度均有显著变化,但变化时期短,从而验证了利率政策对个体投资者行为有显著影响,同时表明了投资者行为存在非理性特征,揭示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非有效性,为中国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借鉴。     

开放式基金中渠道营销对个人投资者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其投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基金的购买便利程度以及所能获得的理财建议的影响.文章以我国2005-2014年1026只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以及货币市场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研究基金的渠道营销对不同的基金资金流动和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基金的历史业绩后,渠道营销的努力程度越高,基金的资金净流入越多,基金的规模也越大;将基金类型细分后,又发现渠道营销对不同类型的基金资金流入的影响差异很大.总体来看,渠道营销对基金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增加渠道营销环节的投入,有助于提高基金的资金净流入.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特征：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为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通过运用中国33家商业银行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用银行脆弱性衡量的银行风险与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衡量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存在,监管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同时加强银行风险行为监管。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及其对策分析——兼论中美不同利率制度下的贷款风险

讨论了中美两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制度之间的差异,分析比较了中美银行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上面临的不同风险.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主要采用固定利率等额还款方式,因而利率上升带来的延展风险是美国商业银行关注的焦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是根据央行法定利率变动调整的,因而提前还款风险并不突出.提出了应对浮动利率制度导致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措施.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及其对策分析——兼论中美不同利率制度下的贷款风险

讨论了中美两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制度之间的差异,分析比较了中美银行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上面临的不同风险.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主要采用固定利率等额还款方式,因而利率上升带来的延展风险是美国商业银行关注的焦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是根据央行法定利率变动调整的,因而提前还款风险并不突出.提出了应对浮动利率制度导致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措施.     

货币政策与上市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的研究

创业企业IPO成功后,风险投资者1若未如预期退出则称为"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可能导致上市企业投资决策受到影响。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框架下,不同货币环境中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紧缩的货币政策却加剧了非效率投资;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均能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则进一步交互影响,增强作用效果。因此,可通过规范货币操作,完善资本市场尤其是加快风险资本的发展,以改善上市企业投资效率。     

管理防御、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约束作用有限,经理人的自利和短视行为造成严重的管理防御现象,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管理防御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通过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内部控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按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自主权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自主权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新兴优势行业中更强.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流动性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投资者对未来股市行情的预期即情绪会影响其投资决策与行为,对市场流动性也产生影响。选取我国A股市场样本股票,从均值加权和市值加权两个角度构建市场流动性指标,分析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流动性间的影响关系和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考虑市值规模差异后,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流动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情绪只能单向影响股票流动性,反向则不成立;其次,考虑市值规模的影响后,这种影响效应更突出,并且是通过推动市场交易量实现的,而价格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卖空机制在投资者情绪对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中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卖空限制越大的股票,情绪对其流动性影响越小。     

中国居民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分析

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最为重要的因素应是从投资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权衡比较.因为,高等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也存在着投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投资者只有在分析其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在中国背景下,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可划分为两层次(个体特质水平和个体资源水平)六维度(成就动机、风险承担、自主性、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这较之于传统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已有长足的进步.个人特质水平因素和个人资源水平因素在预测个体创业意向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准确掌握个体创业意向.     

均值——下偏距（M-LPM）组合优化下的两基金分离定理

通常的投资建议和两基金分离定理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就是著名的Canner难题。厚尾分布以及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水平对真实的投资组合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在考虑下侧风险的情况下，本文关注投资者如何选择投资组合、两基金分离定理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成立、以及对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的选择的影响如何。当目标等于无风险利率时，有文献表明两基金分离定理可以在均值——下偏距（M-LPM）中得到证明。然而，除了以无风险利率为目标外，哪些其它的目标也可以使分离定理成立的问题已经出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对投资建议和两基金分离定理的差异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证券投资中的复杂性分析与无意羊群行为

运用渗流与自组织理论和分析方法,对证券市场中的投资决策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无意的羊群行为展开研究,可以发现,传统金融理论对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以独立的理性思考而造成的价格波动是随机走动的假设存在缺陷,因为现实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通常是自发形成不同的群体来进行投资决策的,其行为特征符合物理学科的渗流理论和自组织理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会形成不同的投资者群体(簇),而每一个群体会采取一致的决策行动.     

上海股市对技术信号的价格反应模型

中国股市中众多的技术分析派投资者提供了研究技术分析信息对股价影响的典型样本,文章以趋同性投资行为的合理预期为假设前提,通过建立基于技术信号的股价反应自适应预期模型,对上海股市对技术信号的反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对技术信号的反应较为敏感,当技术趋势信号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对股票价格运行的影响较为强烈。考虑到实际交易费用,只有少数投资者依靠技术分析获得一定的超常收益,大多数投资者利用技术信号进行操作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国债市场与利率传导有效性 ——基于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决定了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基于预期理论与流动性升水理论,分析了国债市场在利率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利率的影响程度、时滞和持续性为衡量标准,运用我国2006—2019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美国1982—200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FFR),实证分析了中美两国国债传导的有效性.研究发现,SHIBOR和FFR均对不同期限的国债利率有显著影响,但SHIBOR的影响明显小于FFR.同时,我国国债利率对基准利率的脉冲响应水平和持续性低于美国.此外,对长期国债利率预期因素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基准利率对短期国债利率预期的影响弱于美国.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国债市场在利率传导机制中发挥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弱于美国.适度增加国债市场体量、提高短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和频率、改变当前国债市场的分割状态、改善投资者结构和做市商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低利率时期的中国经济行为及后果分析

我国目前的长时期低利率已经对国民经济形成了重大影响。本文在对低利率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政府、企业、个人三类经济行为体受其影响后所做出的各种理性经济决策,并对由此造成的潜在后果进行了预测。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与商誉减值风险

巨额商誉减值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现已成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重点防控的金融风险.以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发生并购并存在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大,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能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此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监督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企业应完善管理者监督考核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此外,管理者自身应加强自我修养,提高管理团队自我认识的水平,避免因个人主义、主观随意性产生的决策风险.(2)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以提高并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透明度,并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     

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选取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因素后,以年换手率作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股票错误定价,从非均衡定价的角度直接衡量投资者过度自信,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相似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减少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决策,应成为未来引导企业投资政策关注的重点.     

基于行为金融的中国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研究

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的研究,对于利用金融衍生品管理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行为金融的发展为研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投资者是否理性是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区别.从投资者非理性角度分析,过度自信、羊群行为和处置效应是中国股票市场非对称性波动的主要原因.通过引入行为金融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修正EGARCH模型,并以上证A股指数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非对称性显著存在,同等程度的利好信息的影响更大.     

反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利率效应

我国货币供给量超额增加的重要因素是长期实施人为低利率政策。低利率水平在引致投资扩张进而形成“膨胀性”缺口的同时,又造成投资效率的巨大损失。传统利率理论忽视了贷款人即提供信用、供给资金的各金融机构对利率的敏感性。而中央银行一再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进而影响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以力图实现利率对贷款人的信用可利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