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史籍类复音词浅析

墓志文献拥有专类文献词汇的独特研究价值。唐代墓志文献中集中使用了有关史籍词义范畴的复音词,本文采用义素义场理论,对《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史籍类复音词进行了考察,得出唐代墓志中此类词的特征。     

《唐韦知艺墓志》考释

韦知艺是唐代京兆韦氏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卒于唐长安四年(704),在武则天时期历任官职,其在两《唐书》中无传。《大唐故中大夫使持节箕州诸军事守箕州刺史上护军韦府君墓志之铭》详细记载了韦知艺的家庭世系和生平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墓志汇编》铭文校点献疑

唐代墓志对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方,以通用繁体字录文,并加以新式标点,汇集成书.我们在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做唐代语音调查时,发现铭文韵字尚存在一些文字校勘问题.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材料,我们以搜集到的墓志拓本图版为底本,并参考各家录文资料,从诗文用韵角度出发,对其中若干条不合押韵规则的铭文作了考证,分定标点、避形讹、补缺字、订衍脱、正倒文、辩俗字等六个方面讨论了录文校点中存在的问题.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

洛阳新出一方李彀撰的《李毂墓志》。李毂生平事迹为史书所不载,志文所载李毂的世系情况可纠正《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世系之误,可补两《唐书·李憕传》李憕子嗣情况。其中,李毂所作的《粃句》一书可补唐代著述,志文言及的李氏兄弟俱业文一事展现了唐代文学的家族传统。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见唐代进士史料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栽的科举史料为依据，新补未见史书记载的唐代进士凡18名，其中及第年份可考者4名,及第时间待考者14名。     

《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苑咸墓志》是近年出土的重要文献。苑咸是关联开元、天宝之际政治思想与文化学术的重要人物,政治上,前期受到著名宰相张九龄的赏识,后期又与关涉唐代政治盛衰的关键人物李林甫保持密切的关系;文学上,与盛唐大诗人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诗歌酬唱,关系甚为密切;思想上,崇奉佛教,且佛学造诣精深。从《苑咸墓志》中,我们可以探索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士与官吏,从政治思想到文化学术状况的某些侧面。     

魏延昌二年《韩氏墓志》伪作说补证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韩氏墓志》所载干支不符、史实抵牾,并且与同书收录的《王氏墓志》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十分接近,可以确定是一篇伪作,应该予以删除。这篇墓志在作伪方法上很有代表性,是将一真墓志作为底本,模仿它重刻一石,保留原志的内容和书体,特别是对于增改的文字,大多取自原志,从而使字体风格一致,不易分辨。     

五代墓志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文章以五代墓志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利用墓志文献进行语言研究,将墓志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运用词典学、训诂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汉语大词典》例证和义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益商补,以期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及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

王宰是武宗平定泽潞战役中的重要将领,然《旧唐书》未为其立传,《新唐书》虽有传,但失之过简,致其生平晦暗不明,而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王宰墓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然而比读墓志与传世文献,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巨大差别。本文即通过对两者的比读,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代表着私人立场的墓志文献中的虚美与隐恶,从而展示了不同史料的多元层次。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读《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札记

<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是元代中外关系史、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首先发现这方墓志的是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他以此碑考订<元史·成宗纪>行年纪事,认为当时中国与西亚关系密切,"使命往还,来往不绝".而杨枢送使西还,事在大德八年,<元史>确有记载,如"诸王合赞遣使来贡珍物,即其事也",可见此碑的文献价值.由于年代久远,碑志中的典章政事大都淹没,今作诠释以备读此碑者参考.     

秦州粟特米氏墓志铭新探

秦州米氏墓志铭现藏于河南偃师市张海书法艺术博物馆,出土地应在河北保定。志文言米国故长史稟那天宝初入唐朝贡,获得优厚待遇,滞留不归,后入籍秦州,乃粟特人华化之一重要途径;志文所见贞元初(785)上谷叛乱,实乃建中三年(782)朱滔与田悦、王武俊、李纳等联合发动的"四镇之乱"之余绪;秦州米氏很有先见之明,在上谷叛乱发生之前即由上谷迁往博陵,使家族得免战争荼毒;秦州米氏作为入华粟特人稟那之女,嫁于长沙罗公为妻,罗公任职东宫,为"太子右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罗公与米氏所生五子当中有三人入朝为官,其中两名在义武军中任职。米氏虽为昭武九姓胡,但崇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这些资料对于入华粟特人的活动区域、宗教信仰与汉化问题的研究,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论《诺桑觉寺》中的基督教道德观

简·奥斯丁是一位公认的“道德教育家”,她在《诺桑觉寺》中一方面用严肃的基督教道德观来衡量忠贞爱情与美满婚姻,另一方面又史无前例地严惩背叛基督教婚姻观的不道德者,从而使《诺桑觉寺》成为一部严肃的道德教科书,并验证了奥斯丁对亚里斯多德美德理论和《新约全书》道德的继承。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走出困境--谈《诺桑觉寺》的主题意义

关于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一般认为其中存在着双重主题--爱情主题以及对哥特小说的嘲讽,但这种双主题的观念,相对来说较为表面化,不利于我们真正解读奥斯丁作品的微妙之处,本文将从<诺桑觉寺>的人物、环境及叙述视角入手进行探讨,指出该小说的主题在于通过描述女主角走出各种两难处境的历程,揭示理性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丁登寺》与自然的再现

英国18、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大部分诗作都感于自然景色或乡野自然中的人事而发,抒发了他独特的自然观。对他而言,自然就是身体和灵魂共有的家园。在自然与人时时呈现对立关系的今天,人类不得不慎重思考自身和自然的关系并寻找一种最优化的共存状态。在英美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下,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了华兹华斯的名诗《丁登寺》,以之作为对自然与人之命题的一次反思。     

张说碑志文浅说

张说是唐代文章大家,他与苏廷硕二人的文章被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诰颂公文和碑志文是张说文章创作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其碑志文在对墓主一生历史的述说的过程中,在题材、章法、文体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显示出了高度的文学创作水平,直接影响了其后的古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