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用辩证否定观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体用之争”

在近现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相互冲突与交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体用之争”,这些“体用之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体用之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分析“体用之争”,找出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能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给予理论指导。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通过阐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分析儒家“天人合一”理念所蕴涵的“和谐社会”思想,提出儒家“天人合一”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论王阳明对道家本体论的扬弃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也是对道家本体论扬弃的结果。文章从良知本体论的内涵、良知本体论的架构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王阳明还以“体用不二”观来颂扬儒家的体用一如,并以此挞伐了道家在现实人生中体用剖二的行径。     

论邓小平育人观对孔孟儒学育人观的吸纳与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全面认识我国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现代育人工程，就很有必要对邓小平“四有”育才观与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孔孟儒学“八目”育人观与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本文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文化的承接作了探讨：认为邓小平育人观将孔孟儒学育人观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行透析和诠释。本文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高度，为高校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理论探讨。     

试从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解读我国传统政策文化的特质

解读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得出孔孟荀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文化具有以下特质：1．以主体性人格的发展为前提,2．以个人道德作为国家制度伦理的标准,3．蕴含丰富的人伦理念与和谐因子。认为“天人合一”观仍是当今社会政策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主体性人格的建构和制定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和同之辨”的能力则是现代社会对主体人格提出的新要求。     

科学之体用观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科学有“体”有“用”。科学之“体”表现为理性主义世界观、经验主义知识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科学之“用”表现为逻辑一实证的思维方法、观察一实验的操作方法、设计一制造的技术方法。科学“体用”观也是对科学之“科学性”的一种理解。     

科学之体用观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科学有“体”有“用”。科学之“体”表现为理性主义世界观、经验主义知识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科学之“用”表现为逻辑-实证的思维方法、观察-实验的操作方法、设计-制造的技术方法。科学“体用”观也是对科学之“科学性”的一种理解。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探微——以生死观为例

纵观方以智的生死观,早年为了抵御异族入侵,他一方面大力倡导＂杀身成仁＂的儒家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改造道家的＂全生＂观,反对以＂咫尺之义,灭无訾之躬＂的消极作法。及中晚,他将儒家＂体用一源＂和天台宗＂一心三观＂综合起来,锻造成独特的＂随生死,空生死,而贯生死＂的理论体系,体现其＂全体滚用＂的学术取向。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儒家饮食观与中医养生

儒家饮食观中的“中庸”和“守礼”的思想,曾对古代中医食疗理论的形成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食疗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人人都享有健康保健的今天,儒家“中庸”、“守礼”思想表达的“无过”、“适度”、“节制”的饮食养生观,不仅与中医养生一脉相承,也与现代食疗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符合。适应了现代人们要“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的需求,顺应了人们探索饮食文化、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追求。因此,继承学习和深入研究古代儒家的饮食思想,对于促进现代中医食疗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三一教主林兆恩对三教入世出世论的调和与会通

明代中后期，以“闽中异端”之称闻名于世的三一教主林兆恩大倡“三教合一”之论，从而将儒、释、道三教的入世出世观深度融合。首先，林兆恩从“体用合一”之角度提出入世出世不可偏废的原则，从而消解了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差异。其次，他又以“心”作为判别三教入世出世之依据，通过“心”来论证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一致性。最后，他站在儒家立场，以“归儒宗孔”论调停了三教在教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无兵文化”与“新四民”观的历史考量

2 0世纪 4 0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曾以兵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边缘角色而提出“无兵文化”说。然而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表象却是“兵”的角色崛起 ,军人群体进踞社会中坚 ,势必改变传统的四民结构 ,亦对社会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严复审视近代社会转型而倡言以兵为首的“新四民”观 ,乃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独到阐释     

儒家“尽人事、听天命”的辩证逻辑及其对敬业观的启示

传统文化中具有历史正当性和社会普遍性的“尽人事”价值观，可以说是广义的敬业观，对其生成原理进行检讨、创造性转化及发展，对我们理解敬业观的内在依据、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敬业观有着良好的启示意义。尽人事观指出对人事的努力即是对心性的完善，而尽性则可以实现人与天合。可以说敬业观的内在依据就是对业的“敬”可以臻至精神圆融和谐的天人合一状态，实现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