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伦理对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的启示

文章将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出版管理模式相结合,从树立"和谐伦理观"、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仁爱与诚信等伦理因素的现代应用等方面探讨了儒家伦理对当代出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谐伦理观"对编辑出版管理中人与人、人与价值利益、人与生态的矛盾关系都起到调和作用,并指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礼"、诚信等道德因素可契合并丰富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理论,以儒家德治为中心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结合是现代编辑出版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论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生态伦理观,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马克思这一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与他揭示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密切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又与他关于共产主义探索具有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他还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阐释了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     

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

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主要包含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印记;同时还与马克思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劳动伦理观紧密关联。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三是马克思阐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仍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科学伦理价值     

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解读

探讨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问题有着现实意义。当前伦理观出现三大转型:传统与现代变换中对道德本体论的超越;经济与伦理问题中对义利观的再认;私与公理解中对公共空间的关注。江泽民的先进文化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指南,先进文化的定位明确了主流伦理价值的方向;先进性与广泛性思想体现了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法治与德治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全民素质提高体现了私德与公德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未来性思想体现了保护民族传统与融入全球化的统一。     

论和谐生态伦理的合理性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在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必须质疑。和谐生态伦理是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它强调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的基础地位,强调人的利益的重要地位,强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实现,它具有存在的理论合理性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依据。这些合理性依据真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     

中国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行政伦理观是公共行政主体和国家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从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采用了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传承与变迁,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价值观念转变,归纳当代行政伦理观建设的启示。     

儒、道哲学的生态伦理观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其中,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最具代表性。运用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范式,从生态世界观、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观、生态伦理原则和生态道德理想境界等视角,对包含在中国儒、道哲学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和简明概括,并通过对比分析总结了儒、道生态伦理观的互证、互质和互补,以期展示中国生态伦理智慧,为弘扬中华生态文明,丰富和发展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思想资源。     

论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伦理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批判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理论形态、实践行动和伦理指向的统一。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生态失衡,揭示了社会空间的非生态化趋势,建立了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生态批判伦理;在实践行动上,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打破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实现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在伦理指向上,马克思倡导空间生产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推行总体性的生态理念,建立新型的空间生产方式,达成人与自然空间的和谐,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伦理,顺应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需求,提出了解决空间生态困境的路径,对中国空间生产的生态化也有一定的启示。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现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总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北大核心CSSCI

卢森堡和卢卡奇在运用总体性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时,从中开显出了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在卢森堡的启示下,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旨在审理实证主义理解"现实"与"事实"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通过抗拒实证主义而展现出对政治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布洛赫所说的那种链接于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的"希望"的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政治哲学由此在总体性视阈中"出场"。在卢森堡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话语之背后,我们发现了通往马克思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的一条思路,总体性对政治哲学的开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十分真实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