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功典型报道的"议程设置"分析

刘文功典型的推出过程是公众议程(舆论)、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相互作用的过程."议程设置"研究与我国的舆论导向研究之间有一定的理论连接点.大众传播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微博议程设置研究的路径分析

［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传播学的关键理论之一,微博自下而上的双漏斗传播机制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介的点对多传播。沿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思路,研究遇到困境。本文在梳理议程设置理论基础上,提出微博议程设置理论假设,指出微博议程设置是微博平台上参与者通过对议题的围观、极化、动员,最终将议题列入微博议程的过程。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议程设置理论在不断发展,也在经历时代危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扩散的当下,有必要重新检验议程设置的基本性质。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者在最新的论文中则认为议程设置理论仍有光明的未来,而导向需求、网络议程设置和议程融合则是新的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和研究的三个重点方向。     

论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功能。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很像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它会在保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有可能危及公众的生命财产,阻碍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用好议程设置这把双刃剑,媒介组织必须在议题的选择和议程的安排上,在报道议题的角度及倾向性方面慎重行事。     

晚清媒介对秋瑾事件的议程设置

秋瑾被害后,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竞相报道,形成了新闻传播意义上的议程设置。连续不断的报道使得该议程由媒介议程逐步转化为公众议程,由"秋瑾案"演化为"绍兴冤狱",并在新政、立宪的语境下,进而演化为政策议程,亦即在舆论的压力下,涉案人员或罢职,或自杀,或他杀,或蹭蹬终身。该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朝野的震动反映了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与作用。但是在社会失范的状态下,媒体的舆论监督虽然有效,但力量还有限。     

微博议程设置路径与用户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发现,媒体议程与微博议程之间的“议程碰撞”挑战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微博意见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微博用户偏重感性的认知模式影响微博议程的形成.在微博平台上,媒体应采用人际传播模式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借力已有意见领袖“放大”媒体声音,注重用户的情感诉求,在“温情”媒体角色扮演中探索议程设置的新途径.     

从议程设置理论看当前舆论引导的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 ,媒介引导舆论的职能日益重要。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假说 ,对媒介搞好舆论引导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当前 ,从议程设置理论来看 ,我国舆论引导工作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分析这些不足 ,并找出相应的对策 ,将有助于媒介提高宣传效果 ,从而更加有效的引导舆论。     

公共舆论背后的真实权力——经典现实主义名下的世界舆论

经典现实主义以权力界定国际政治,公共舆论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具有影响事件的能力。公共舆论通过大众媒介影响公众,通过议程设置能力引导大众认识并作用于各类国际事件。本文通过经典现实主义对权力的解读,来分析公共舆论权力的来源。     

浅析议程设置理论下的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以“江西校车事件”为例

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假说,对新闻媒介做好舆论引导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信息市场的不断完善,新闻媒介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提供信息交流和信息服务的平台,而演化成了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动员力的重要新闻传播工具.文章以“江西校车事件”为例运用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对新闻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行一些探讨.     

中国微博空间的议题呈现:新浪热门微博实证研究

热门微博基本囊括了网民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成为微博舆论的缩影。对热门微博的主要议题、议题设置者、设置方式和议题分布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和娱乐两大议题成为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内容,体现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微博上的融合;热门微博的议程设置者主要以精英用户为主,但也为草根用户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的机会;内容是影响微博热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媒体形式和叙述方式等手段可有助于增加微博吸引力;在日常状态下,热门微博的议题呈现零散、琐碎状态,而一旦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微博视点会迅速聚焦,形成强有力的微博舆论。     

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推手"的溢散功能——以"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为例

自媒体时代,不像早期传统主流媒体对议程设置的主导,网络媒介背后的"网络推手"有意无意地向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输送了议题,形成了媒介间的"溢散效果"."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都有着"网络推手"操控的痕迹,证明了网络媒介的威力,网络媒介也有成为"意见领袖媒介"的趋势."网络推手"大大缩短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时间,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但其背后潜在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导致社会话题的沦陷,需要网络推手们的自律和公众的监督.     

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

传统议程设置主要关注问题(对象)的议程设置,人们在思考议题时,思考的却往往是该议题的属性(人们审视议题的视角),因此,属性议程设置可以充分反映媒介的态度,并影响受众的态度。本文以新华社新闻作为对象,通过对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变化及其语义特点进行研究发现,十五年来,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经历了较大变化,总体趋势是朝全面、平等的方向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下地方党报对十九大报道的特点分析——以《商洛日报》为例

“议程设置”是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地方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如何报道十九大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基层群众对于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影响颇大。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对《商洛日报》近30期报纸中关于十九大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商洛日报》关于十九大的报道体现出提前铺垫进行议程导入、全程跟踪报道进行议程循环、深度解读精神进行议程深化的特点。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新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的变化及其实质

新媒介环境即由网络与大众传媒共同构建的媒介环境.由于媒介环境的改变,"议程设置"的主体、议程设置的机制、议程设置的方式和议程设置的效果强度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议程设置更贴近民意正是这些改变的实质.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政治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从议程设置、外交决策、国家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新闻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是政府、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对象和工具,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也有助于外交决策的透明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议程设置与新闻策划

媒介的议程设置首先是媒介的一种客观功能。新闻策划是媒介对新闻传播活动加以谋划以及将其展开的过程。二者体现在现实传播实践时是相通的 ,都强调新闻传播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有效性。     

“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探索——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的分析

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语境,分析"十三五"时期执政党掌握议程设置规律的价值功能与实现"互联网+党建"的新路径:媒介议程上,执政党应科学设置议题,内强政治文明,外塑政党形象,完善主流网站;公众议程上,网络利益表达主体提升媒介话语权,培育网络政治文化,借力"意见领袖"合理引导价值观;政策议程上,采用民意搜集系统,提高政策疏导能力,实现"输入—输出"的平衡适配。     

新媒体时代电视与微博的差异性融合——以2014马年春晚微博吐槽热潮为例

伴随Web2.0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媒体技术革新和传播平台的兴盛,势必改变全球传播形态。面对新媒体市场的发展迅猛,单一媒介很难单凭自身优势在传媒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媒介与媒介的融合成为传播领域的焦点。与微博这种即时、快速、互动的社交网络融合是诸如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主要战略。春晚吐槽热议是这一融合现象的集中体现,"不看春晚就看不懂微博"的说法令人们对电视和微博融合进行深入的思考。双方融合背后是新舆论场的成功构建,还是微博占领了公共话语权,亦或是全民共同陷入新"议程设置"的漩涡。采用案例分析法,以2014年马年春晚微博吐槽热潮为例,分析自媒体时代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和微博这类社交平台之间的融合之道。     

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议程设置"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在有媒介居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文本认为,既然受众对客观事物和问题的看法带有媒介引导的色彩,那么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也就脱离不了这个框架。文章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