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

本文以为在汉代本有可能《楚辞章句》为十六卷本,但是绝无十七卷本存在;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为十一卷本,《七谏章句》等五卷为东汉无名氏托名伪作;初唐始见《楚辞章句》十六卷本;五代、北宋初期始有《楚辞章句》十七卷本。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屈平词赋悬日月——从王逸《楚辞章句序》观其文学批评思想

《楚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当属东汉末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广阔,涉及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视野。本文从作品本身出发,兼及《楚辞章句序》的审美批评观,对王逸的文学批评思想作一剖析。     

王逸《楚辞章句》篇次新探

今日<楚辞>篇次所见之系统主要有<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两种.比较而言,<楚辞释文>本近古,但也非原貌.其中主要表现在<天问>的篇次归属上,根据<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天问>篇次皆居于<九章>等前.但根据<楚辞>文本及王逸今本<楚辞章句>之内证,可以证明在王逸<楚辞章句>古本中<九章>等篇次当在<天问>之前.而据此在<楚辞释文>古本基础上重新厘定的新的<楚辞章句>古本篇次较之<楚辞释文>本与今本<楚辞章句>本都要显得更合理一些.     

早期《楚辞》评点校刊者冯绍祖考论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评点本,对于该本校刊者冯绍祖,目前学界了解较少。经过考证发现,冯绍祖为冯觐之孙,与黄汝亨交善,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其评论《楚辞》,注重屈子之"怨"情,推重屈赋,许之为"情文",同时在《楚辞》版本择取上,以古为尚,"断以王氏本为正"。     

试论王逸楚辞学的文论价值

王逸的《楚辞章句》奠定了他在楚辞学的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地位。《楚辞章句》采用＂依经立义＂的阐释方式,＂知人论世＂的创作方法和大小序的诠释形式,并开辟＂诗抒情＂的文论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为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作出贡献。     

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逸《楚辞章句》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学著作,它汲取和保存了王逸之 后宋以前楚辞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内容和注释体例方面均有不少独到之处,在楚辞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价值。     

略评几种有影响的《楚辞》旧注本

西汉以来,为《楚辞》作注者很多,这里。仅选择几种有影响的注本,略作述评。 王逸的《楚辞章句》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流传至今第一部最完整的注本。其显著特点如下: 第一,吸收、保存了前此各注家的研究成果。书中提到的注家有:西汉刘安的《离骚传》;西汉刘向的《天问解》;扬雄的《天问解》;班固的《离骚章句》;贾逵的《离骚章句》。由于王逸提到了以上诸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在王逸之前楚辞注本的概况。可惜的是王逸在引用前人的说法时,没有具体注明出处,以至我们难以穷究其所以。     

骚艺二札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美人”一词,古今楚辞研究者诠释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四种解释: ①王逸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楚辞章句》) ③黄文焕说;“美人,原自谓也。”(《楚辞听直》) ③纪昀说:“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戴震《屈原赋注》引) ④马其昶说:“美人泛言贤士。”(《屈赋微》)古代笺注家多宗王注,近代学者常采黄说。如游国恩、刘永济先生(见所著《楚辞论文集》、《屈赋通笺》)等皆用黄说。上举四种说法的后三种说法不及王注更接近诗人创作意图的实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是清代解说屈赋的殿军,又开启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新声。博采众说是《屈赋微》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总体特点是能够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注评《楚辞》的诸家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将其重新熔铸,折衷已意,由博反约。这一特点贯穿于《屈赋微》中韵字的订音与辨音、字词句的释义、章句篇旨的阐释等多方面,其目的在于务使韵字合韵、字词句义明晰、章句篇旨达意。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二）

日本庄允益本《楚辞章句》(原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 ) ,不仅对校勘国内所传正德本、夫容馆本等善本中的王逸注文很有帮助 ,而且对校正国内所传善本中的《楚辞》正文及了解《楚辞》语音的演变情况也大有益处     

《楚辞》成书之思考

《楚辞章句》前人皆以为是刘向所定、王逸所注之本，近人或又以为《楚辞释文》是旧本。实际上刘向之时《楚辞》仅初具规模，王逸之后，编者注家或依己意，篇目、篇次、卷数以至注释之语等仍时有变更，而经历代传抄翻刻，至误至疑处自不在少数，故与原来面目距离渐远。则今世之人并不该也不可能以一二例证判定何者为旧本。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简述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的评注特色

李光地评注《楚辞》的原因有三:一是对屈原遭遇产生共鸣并为其作品所感;二是不满旧注;三是宣扬儒家清廉节操的需要.此书的主要评注方法是先总后分,既较注重点明章句之间的相承关系、字词章句的比喻义,以及作品艺术特征的分析,也注重在阐发新意的同时兼驳旧说.其评注的不足主要是任意删减《九歌》篇目和一些说解错误.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