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他杂采中西道德,强调教育新民,意欲塑造一代资产阶级新型国民。但由于他没有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与新民结合起来,因此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并最终向旧传统复归。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新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情感诗学建构——1920年代初梁启超对于文学之“体”与“用”的重新定位

1920年代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与早年"三界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判然有别的演讲和著述。他强调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从阐发文学的情感表现本质,张扬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入手,将文学纳入其国学架构中,借助中西文学比较等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梁启超的情感诗学成为实现其"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和"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由情感诗学所彰显的梁启超的新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形成深具启发性的对话关系。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严复的国民道德主体性研究

严复的＂新民德＂思想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状况提供了新视角,在中西国民素质及其教育比较中,他着眼于剖析近代国民道德的缺陷,痛切地对国民素质进行深刻的反思,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平等道德观念,来重新塑造国民道德主体性,培养一代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新国民。严复的新民德思想对当代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教育、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国民政治论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构建的国民政治理论认为：国民是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 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有良好公德的国家主人。国民政治是法治政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民政治的实现、维持和运用。其原动力皆在国民自身,国民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章太炎“国学”之用探析

章太炎认为国学的功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学的革命反满之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学是革命派铭记种姓和激励革命斗志的武器;二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之重地。章氏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之时,均戮力进行国学的研究和传承。三是塑造国民道德之用。面对清末民初社会道德沦丧的景况,章氏认为国学是塑造国民道德的恒久法宝。     

塑造世界变局中的新型国民——梁启超人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特别关注人格建设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主张破除帝王、宗教、英雄(圣人)崇拜,在融会先秦诸子、佛教和泰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辅以现代国民的责任、权利、义务观念;一反农业社会的尚"俭"传统,鼓吹求利的人生观,通过改制变法保障国民性格的养成,最终形成理想国民——"新民".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完成的人学思想启蒙,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开端.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当代体育教育

梁启超站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立场,提出我国国民必须克服传统国民的劣根性,积极培养具有爱国情操、社会公德和健康体魄,敢于竞争进取的新型国民。这些论断对我国当代体育教育改善和塑造学生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借鉴作用。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三)

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基于发展观的大学国学教育与德育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用批判、继承、改造、创新的观点来认真发掘、科学评价国学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探索大学国学教育与符合现代文明趋向的思想文化价值的自然对接,推进国学教育现代化与大学德育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发挥现代大学国学教育对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民族意识的增强、人文素养的提升等方面的德育功能,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再论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从开民智到新民论,再到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不断进步与丰富。其宣传活动从戊戌前到"五四"后,持续而广泛,约分五个阶段。梁启超为贯彻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张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包括四个方面:政治指导国民,舆论向导国民,立会建党提高国民,兴学讲学培养国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新闻观的现代意义

梁启超提出了内容丰富的新闻思想。在新闻价值上他提倡"事实";在新闻自由上他主张报馆独立于政治势力,立足社会公益;在报馆作用上,他认为报馆应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在新闻业务上报纸内容应尽量丰富,重时事与特色。他的这些新闻思想与今天的新闻理念并没有断裂,今天的新闻思想正是对前人新闻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立人"之路--梁启超、鲁迅、陈独秀关于提高国民素质思想之辨析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鲁迅、陈独秀三位思想启蒙者在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时,发现了"人"在变革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是中国国民从来都没有争得做社会主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分别从道德、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即"立人"的问题.     

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国民教育研究

清末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当时政府官方和知识精英塑造国民、传播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媒介,全面渗透了塑造国民民族国家认同感、尚武精神和世界意识等方面的国民教育思想。清末政府和知识精英,冀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中渗透的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将传统臣民塑造成为能够御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具有国家观念、尚武精神,明了世界意识的新型国民,从而达到"史教救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