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生态理性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从理性视角构筑认识论框架,在此框架内对环境价值作出评估。在肯定理性多样化并存的前提下,把两个最具争议的理性——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并列齐观,以阐明二者在环境问题上的分歧,并从中揭示出中心价值对边陲价值的侵犯,并以政治形式将其合法化、正当化的过程。如何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和解,宏观层面需要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微观层面需要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向＂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平衡的价值观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塑造生态理性人的实现路径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全球性问题,生态理性人的塑造无疑是解决生态问题最好的途径之一。塑造生态理性人需要从加强全民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教育,大力推进环境资源保护立法和监督工作,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等几个方面来实现。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学思考

生态理性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石，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是弃经济理性推生态理性，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解决工具理性的价值困境并培养生态素养，使其从经济人转变为生态人。思政课程在教学上可采用角色扮演方式引导学生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专业和学生生活组织讨论和实践，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维模式，尊重自然客体价值，培养知行合一的健康生活方式，使生态理性从抽象的理论在场到具体的生活在场，而医学生树立生态理性还有助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     

新安江生态补偿协议:法律机制检视与实践理性透视

涉及安徽省与浙江省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作为一种流域环境治理的新型协议,新安江协议在法律上具有对赌协议的性质,它确立了一种推动流域相关地区之间环境合作博弈的一种新型的契约法律机制。地方政府之间这种通过法律契约形式进行环境合作博弈的方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中央政府对于跨行政区域环境保护的垂直命令式的单一环境管制方式,其推动、激励相关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治理的做法,对于解决我国跨行政区域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实践意义。环境法的勃兴源自于当代社会的环境危机,立足于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倡导与践行环境保护的实践理性精神是环境法的应有之意。对于新安江协议这种地方性法律合作与创新,因而应当秉持鼓励与包容的实践理性精神。     

浅论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人、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目的,是一种从生态伦理学意义上选择行为模式的理性,要求具有生态理性的人即理性生态人通过其行为实践来实现生态理性的思想,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实践理性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生态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人、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分析实践理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仅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拓展空间,也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视野和契机,将思想教育和生态文明有机地融为一体。     

经济法概念的经济理性视角初探

经济法概念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学者们从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法律规范体系等视角进行观察分析,而经济法的首要特征是其经济理性。从经济理性的视角能够对以往经济法概念进行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审视经济法概念。     

关于生态伦理观的人文理性尺度

传统科学理性隐含着科学不能解决系统问题和科学发展的非人性化的趋势,导致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生态环境产生尖锐的矛盾,这客观地要求人类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审视传统科学理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传统科学理性尺度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了与生态伦理观相适应的人文理性尺度.     

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随着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政治影响,安德烈·高兹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萨特“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经济理性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生态理性构建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价值指向。经济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产生而逐渐形成,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谋求利润最大化或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生产动机的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具有导致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出现的危害,而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构建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经济理性的有效措施和根本路径。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启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扬弃,构建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政治观、文化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古典经济理性理论在两个方面一直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利益通约性问题,即不同主体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利益在质与量方面的理解如何通约;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经济理性解释理论本来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将其置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则更为凸显。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表明,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的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榆林市金鸡滩镇生态农业模式效益分析

通过分析金鸡滩镇一农户建立的生态农业模式产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总结提出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种养分离、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分离造成的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低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开源节流,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当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

污染转移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应对污染转移,法律规制是关键。从国际环境规制上看,贸易制裁措施有利于消除污染转移的经济刺激,污染转移受害者的权利保障日益发展,国际社会正致力于解决环境标准差异矛盾。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污染转移法律制度：美国强调以权利制约污染转移;欧盟和日本注重严罚污染转移者,并积极运用环保经济措施。我国应借鉴国外污染转移法律规制的成功经验,健全法律和环境标准,合理采取环保经济措施,充分保护弱势地区。     

农民工法律地位初探

由于我国当前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对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和相关权益的保障不够,导致了农民工歧视等大量法律问题的出现,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确立农民工的合法的主体地位,并对其予以相应的法律保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法制进程.     

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论

法律责任及其追究是法的国家强制性的基本表现,也是各项法律制度得以有效贯彻执行的根本保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得到有效实现,是我国环境违法行为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阐释了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的基本原理,分析评估了我国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构建与研究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才能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切实的保护。     

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国际借鉴与问题探析

本文在对我国环境民事纠纷处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存在之缺陷,比较国际上在环境民事纠纷处理上有先进经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立法实践和制度构建,借鉴其先进的经验,针对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提出法律对策和建议。     

清江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清江流域生态环境现状 ,警示我们在开发流域资源的同时应对生态环境质量作出保护 ,以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用生态农业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间的矛盾     

损害类型化视角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作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规范在损害认定和损害责任适用两方面未能实现有序、高效的协作。其原因在于缺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化分析，忽视了不同类型损害在规制的经济学原理及法律制度需求上的重要区别。通过梳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学解释，可以发现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其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损害，降低交易成本所需的经济学方法和法律制度供给并不相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可以通过明确和激励求偿权利人的私法路径得到有效救济，而行政命令救济制度仅能在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为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更及时、迅速的救济。因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需要并存、互补、协调的公私法协作模式。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方法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和经济激励方法，因而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只应以公法规范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