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迁村并居”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迁村并居”有利于改革落后的农村结构和管理体制,节约土地,集中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生活成本上升,“熟人社会”被打破,农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社区规模变大、功能增多、成员构成复杂,管理难度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背后的巨大利益或追求政绩工程,行政力量干预过度带来诸多“后遗症”.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依据本地客观现实,关注农民实际利益诉求,按照内在规律开展迁村并居工作;充分考虑农民长远生计,更多地关注、解决迁村并居后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培训农民提高其素质和能力,扩大其就业渠道,创建新的社区文化与城市接轨,帮助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完善社区政策法规,加强社区管理,扩大社区服务功能,保障农民方便生产、方便生活和居住.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王志刚在来稿中指出: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是差异主体之间资源竞争的过程,其中主要包括资本的力量、政府的干预以及民众的影响,空间公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和资本操纵了的空间生产通过"中心—边缘"、空间排斥、不平衡发展等空间运     

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以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是一个新的视域。转型时期我国当代城市的空间生产呈现出新的特征,表现为资本、技术——工业理性刺激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出现环境污染、建设破坏、文化破坏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不同社会群体对空间的角逐过程和结果,反映着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边界。城市空间的生产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的生产。     

经济较强村新农村建设的思考——来自于江西省大巷村新农村建设的调研

在对江西省大巷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弱乡强村的关系模式,提出新农村建设持续发展的对策：在组织建设方面完善自治机制,让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在生产发展方面以农民增收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资金方面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追加投资;政府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     

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抉择——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

空间生产实质上表明的是空间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在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审理社会发展时既要看到空间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进步作用,又要看到空间生产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城市是空间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特点表明城市建构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即技术建构和社会建构。城市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主要强调了城市建设的技术建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遮蔽了城市发展的社会建构,由此导致并强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实现城市建设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历史抉择。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毛泽东政府责任观对当代农民组织化的启示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合作化运动中,曾对政府责任问题做出了很多宝贵的探索,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调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的政府作用。对这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为探讨我国当前农民组织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重要启示：政府应当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社会宣传深化认识、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兑现政策承诺,同时也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农民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培训动力分析

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培训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层面,基层乡村政权的角色和职能理念转变,促使政府将农民培训作为乡村发展的服务方式;在乡村的社会转型层面,村庄的发展以及村庄日常生活基本投入时间的变化,需要农民培训的积极实践干预;而农民由无意识生存性人格向有意识生存性人格转变时,也需要农民培训为他们提供个体发展的空间和人格再社会化的机会。它是政府、乡村以及农民个体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产物。     

城市空间扩展:基于地租空间衰减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城市腹域内的经济个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的布局遵循地租衰减规律,这种地租衰减过程由于经济人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导致城市经济个体向外围空间的分布密度逐渐降低,该过程同时形成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个体分布空间的差异,最终形成城市的最大扩展边界。在排除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城市外围空间的扩展过程遵循经济规则,为谋求效用最大而实现地租均衡从而形成城市边界。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城市产业集群：概念、识别与规划

城市产业集群是依托特定城市功能和发展环境,由城市基础产业、配套产业和服务产业相互联系地发展而形成的跨产业集合。城市产业集群的成长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在明确城市基础产业的前提下,构建城市产业集群的识别指标体系,具体方法包括规模识别法、联系识别法、空间集聚度识别法和效率创新程度识别法等。城市产业集群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相辅相成,而产业集群规划是其健康发展的保证。     

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包括两层内涵：农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农村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实践表明两个层次的城市化都很重要。为了避免城乡文明的不对称发展以及在高速城市化条件下造成的城市问题,政府的行政干预发挥了重大作用,其间城市外围空间的多种发展格局为我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参考。由此看来,城市化应该保障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我国目前城市化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可以避免,但相同问题仍在发生值得思考。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公众认知现状初探

以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的认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研究了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建设、未来发展方向等三方面的认知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开发与利用的总体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反映出我国当前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宣传、教育和安全监测预警等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认知问题,从公众本身、政府机关和监测技术等三个方面给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对引导公众提升自身对城市地下空间的专业素质、推进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进程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的落实工作等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矛盾研究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矛盾。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的农村住房45%处于浪费状态,但他们在城市的居住面积人均却只有4平方米。从农村来说,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回乡预期,建房潮留下的后遗症,农民工投资保值需求,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束缚等原因导致了农村住房过剩;从城市来说,商品房价格远远超过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低端房地产市场供给之路不畅,政府公益性住房因数量有限无法惠及农民工导致了农民工城市住房短缺。在对农民工住房理论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市场与政府干预两条解决思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共享单车爆棚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问题

针对中国城市管理中遇到的同一地点共享单车数量过多、集中无序摆放妨碍正常的交通空间的现象和问题,对共享单车在深圳、杭州等地出现的爆棚现象进行分析,以中国的城市空间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结构等为中心进行了研究,并同日本、美国等进行了比较论证。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空间功能分区的产生发展主要由行政部门规划和设计,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市的公园、医院等功能点单个规模大且总数少,空间分布稀疏,这样分布的功能点需要人们付出较多的空间移动来满足多种需求,容易导致短时期内人口与交通集聚,增加了交通运输量,造成交通爆棚现象;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平均人口密度远大于日本和美国,但居住用地和交通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中比重远低于日本和美国,中国城市中的人均交通空间严重不足,共享单车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本紧张的城市交通空间;解决共享单车爆棚问题,不仅需要经营者改进技术,提高运营与维护能力,而且需要在城市空间规划时,扩大居住和交通用地比重,缩小医院、商场、公园等单个功能点的规模,增加总体数量,避免同样需求的人过度汇集于同一场所,均衡布置城市土地、人口、生产生活空间的结构,并适时调整和改善。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措施分析

中小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中小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低,其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文章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大小,将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分为三类,并对三类措施进行介绍和分析。     

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成功度研究——基于政府介入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协同作用

基于政府介入视角,以213个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调查问卷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政府介入度与项目利益分配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及二者对项目成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介入度与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协同显著影响项目成功度,政府介入度介于适中的强度下,最有利于项目成功。其中,政府对项目的支持力度显著正向影响项目成功度,政府对项目的审查力度与项目成功度呈倒U关系。政府介入度显著影响利益分配方式的选择,最终得到利益分配方式在不同政府介入度前提下的优先选择顺序。     

论地方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几个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的深化升级 ,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 ,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遵循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并根据市场失灵程度决定干预程度。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职能主要是规划、示范、引导、协调、调控、服务。主要措施应当是转变政府职能 ,突出抓好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市场体系四大要素建设、注重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 ,积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以澳门新口岸为例(1962-1985)

当前内地政府主导的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政府通过角色转变,与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共同参与,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方面的案例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澳葡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顺利完成澳门新口岸土地的非农化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造的制度空间和私营部门的利益诉求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前提,彼此协作、利益协调和制度保障则是公私伙伴关系的路径。公私伙伴关系参与土地非农化过程,不仅可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而且也会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私营部门的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